作者：何谦

思聪按：

发布C所写的邓飞性骚扰文章以来，邓飞起诉我侵犯名誉权的官司，持续两年了：应诉、寻找证人证据、庭前会议出庭，C也在为我出庭作证的过程中，被列为共同被告。我想，恐惧与对方各种施压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人在其中会蜕变得更勇敢和强大。今天她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写下这篇文章，这是属于她的“知晓我姓名”的时刻。

何谦已在自己的个人微博发布本文，我发布这篇文章，也是给这个公众号里关心此事的读者朋友们，一个最新的“交代”。

大家好，我是何谦，被邓飞起诉的那个“女生C”，我的案子将于11月11日开庭。

2018年8月1日，邹思聪以《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为题，发布了我的文章《“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那是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

发布文章的时候，我是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电影与媒体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今年夏天，我刚刚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明年将开始于另一所大学的电影系任教。

我是被追加的被告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下半年曾在《凤凰周刊》杂志社实习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主要通过MSN与众多编辑记者前辈保持联络，听从工作安排，查找资料、联系受访对象，合作或独立完成稿件。这些记者编辑中包括时为“首席记者”、长期出差在外采访的邓飞。一次以工作为由的会面中，邓飞对我进行了性骚扰。我并不确定使用什么词汇可以更准确描述其看似“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当时的我不愿意、也拒绝被那样对待，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意愿的言语和行为。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单独碰面。

事情刚发生后，痛苦便成为秘密。因为满怀难堪和耻辱，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所经历的。我想如果我自己努力忘记，那么，至少可以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间总会淹没一切。在此后的数年里，我没有举报此事，只是陆续对几位我信任的朋友以及家人不同程度讲过我的经历。我逐渐发现，伤痛的一大部分是延迟的，后知后觉的，随着时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一点一点吞噬我。

2018年7月底，紧随公益领袖雷闯被指控性侵之后，多位女性公开发声指证邓飞曾经性骚扰了她们。这些勇敢的声音让我想到自己早前的相似遭遇，也为自己多年的沉默感到羞愤。那时的我希望通过书写我所经历的来声援她们。2018年7月29日，我基于个人真实经历写作了《“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一文，8月1日，邹思聪在其公众号发布了这篇文章（我的化名为C），引起公众关注。8月1日下午，邓飞发布公开声明，宣布“已向免费午餐基金等项目团队表明不再参与工作”，并“同时退出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

同年11月，邹思聪被邓飞起诉。2019年7月，我在此案庭前会议作证的过程中，被原告追加为第二被告。

从恐惧到出庭：请知晓我姓名

两年前写作文章时，我没有公开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因为恐惧、担忧和耻感依然挥之不去。那时的我，既不愿意，又难以接受自己因为某种受害者的标签和样貌“出名”。我更担心不可避免的伤害与当时经历的负面影响会波及家人。就像很多相似事件中的亲历者们一样，我害怕真相只会被淹没在不实传言、人身攻击和操纵之中。但是两年来，很多变化都已悄然发生。2019年7月，我专程回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的询问和对方律师的质证。我当庭承认匿名自述的文章由我本人所写，无任何人编辑修改；朋友只是出于保护我替我发布，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内寻求公正。

在那次庭前会议中，面对法官和对方律师，我讲述了我的初衷、思考、决定和诉求。

我看到自己曾经信任过的媒体界前辈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原告的所谓证据；当法官许可我当庭核实此记录后，我发现那却并非我们对话的完整记录。

我被问到并不友好、与案件无关的问题。

我被要求描述我所经历的性骚扰和侵犯未遂的详细过程。

时间，地点。声音，动作，方向。颜色。

我当场比划了记忆中的空间结构和方位。

其间，庭内法警递来一盒纸巾，放在我所在证人席前的桌子上。

我被允许暂停发言、整理情绪若干分钟。

法官问我是否还能继续发言，如不能则请人带我下庭休息时，我回答：我可以。

因为我知道，我迫切地需要，且必须继续说下去。

庭前会议结束后，在我核对、签署由书记员记录的我的证言时，两位法官前来问我：如果公开审理，将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情绪能够承受吗？真的能够做好准备吗？

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在努力准备。我因很多女性的勇敢而受到鼓舞，其中一位便是日本的伊藤诗织。碰巧的是，我们在杭州进行本案庭前会议的当日，伊藤诗织受邀正在杭州举办自己新书《黑箱》的分享会。

事实上，在临近那次庭前会议举行的四天前，我还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原告委托我也认识的中间人向我传话：如果我愿意承认自己“记忆不清”的话，原告方便撤诉。我拒绝了这个提议，表明我们会应诉到底。

在庭前会议现场发生的一切，事后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我发现，亲身当众言说我的个人经历，即使痛苦，竟然也并非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件完全不可承受的事情。反之，这种公开诉说的亲历本身无比庄严，给了我一个重新看见自己的机会。坐在证人席上，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看见、听见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据，我的真实经历早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些伤痛的存证不可逆转，不会过期，没有人能篡改，也没有人可以剥夺。它们曾经、正在、还将继续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改变我对待自己的方式。它们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需要继续努力，去重建身体中那个软弱的自己。

感恩与诉求

令我最感恩的是，这一路收获很多信任、鼓励和帮助，来自她们和他们。

曾经听我倾诉和从一开始便为我发声的朋友们，因为相似经历共情而站在一起的女生们，伸出援手的律师们，陪同我们到杭州参加庭前会议的伙伴们，在我情绪失控、难以完成工作和按期提交论文时给我理解与宽限的编辑学者们，不厌其烦倾听我的无力的心理医生和咨询师，始终站在我身后的丈夫、家人和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导师们。在此难以一一具名的TA们，有的为我提供书面证言、出庭作证，有的陪我解决医疗证明及涉外公证的琐碎难题；有的长达两年几乎每天定期找我聊天，只为确认我的情绪状态不至太过低沉；有的打开家门“收留”我、希望新环境里暂时的放空可以安慰我；有的为了表达相信和鼓励、跟我分享TA从未与人讲述的类似伤痛；有的在哪怕什么也做不了的情况下，就以长久默默陪在旁边的方式分担我的崩溃与沉默。自2017年以来还有许多性骚扰/性侵相关案子的进展和为之持续战斗的幸存者当事人、支持者和行动者们，以及我并不认识的人们在微博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标签之下的种种讲述，都让我更加坚定相信“说出来”的强大力量。

我也要感谢杭州互联网法院，无论是出庭作证，还是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他们都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和保障。因此——虽然并不符合我的本心——如果法庭最终仍然决定不公开审理本案，我也将尊重法庭的决定：遵守法庭关于应当保密的庭审材料的要求，只披露属于我个人的、法律上不属于保密范围的部分。

我仍有担忧，但我获得了新的自由。谢谢思聪让我站在他身后那么久，我终于可以自己实名站出来面对大家，不辜负TA们让我看到前行的可能性。

我在自述中提到，我个人曾经历的，在司法和社会意义上也许只能叫作“未遂”，因为对方试图进行的最终动作没有完成，人们所认为的最糟糕、最具伤害性的结果也尚未发生。然而，分明有什么部分是已“遂”的，并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侵蚀我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书写和探讨的恰恰是，那其实已“遂”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应该叫什么？作为亲历者的我，为何竟然长久以来无法为之命名？

最后，我想说，打官司本身虽然是漫长而消耗、结局未知的过程，但能通过一场诉讼去面对，去讲述，去和原告当庭对质，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害怕人们会忘记，我们这一路已经和还在经历着什么，并且再没有人愿意为类似的事件发声，更没有人在乎如何改变性骚扰、性侵害，以及滋生这一切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土壤。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状况以及由此无限循环的痛苦。所以，我会站出来，也要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