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债：莫斯的幽灵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债, 莫斯, 经济, 占领华尔街, 许煜

文：许煜

“编辑按：2012 年经济大吹淡风，欧元到底是否撑得住都好，流行玩笑是货币制度都要崩溃了，要回到以物易物去，也有人认真的在家储粮。以物易物是否真的那么匪夷所思？如果跟从人类学走入原始部落社会去观察，会得到什么启发？文明社会还有什么新经济的可能？作者David Graeber 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初发起人之一。”

几年前当David Graeber 向我透露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债的五千年历史的书，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反而对于Graeber 作为人类学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身分感到好奇，这也促成了后来翻译Graeber 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的原因。在还没有认识David Graeber 之前，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几乎都是局限在马克思或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框架。同时，上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相继变成极权主义的事实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人们，尽管对回到以物易物、时分制等另类经济模式抱着很大的怀疑，但如果要去想象一个新的出口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接触的社会现实，或者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历史，或者所谓的realpolitik， 是否只是遮掩着虚伪与无知，同时阻止我们去想象的障碍物？

Graeber 的新作《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如往昔地拆穿了很多我们关于债的前设，分析了债务危机的前世今生，这本长达五百多页的书内容贯穿了五千年的债务史，Graeber 尝试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农业帝国（3500-800 BC ）、轴心世纪（800 BC-AD600 ）、中世纪（AD600-1450）以及资本主义帝国时期（AD1450 -1971）以及现在的金融世界。在这些不同的时期，Graeber 认为虚拟货币在重复出现、消失、出现、消失的型态。基本上在前四千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货币是国家或政府的产物用来控制市场、经济、民生、战争等，货币的作用便是量度债务，金钱的使用便好像是一个庞大的记账系统一样。例如公元前三千年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用泥块来记数并发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表格。当债务危机出现而引致战争之后，统治者会摧毁这些账簿，并将土地归还它的拥有者，以纾解危机。这在世界各地，譬如古代的中国也屡次发生。当进入资本主义和殖民时期之后，战争背后都是由资本支持，也即是国家变成债仔，这些债务便由银行发行成钞票，而债务背后的抵押品便是国家拥有的黄金。一九七一年尼克逊为了清还战争引起的巨债，而将美元与黄金脱勾以增加国库黄金的价值，也是从那里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断膨胀的债务时代。

但要真正去理解Graeber 的意图我们必须回到他作为无政府主义以及人类学家的身分。Graeber 认为两者是一个绝妙的配搭，因为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所谓的原始部落有很复杂的社会结构，这些“原始”社会其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证：另一个社会的想象是可能的。但这些想象的材料通常在人类的“常识”中被忽略。譬如说这本书的开始是当Graeber 有一次去西敏寺教堂时遇到一名环境行动者，她说“当然债是要还的！”这听起来像是常识的东西里面却是问题重重。债出现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有义务去还债呢？这也是《债》书要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一点，Graeber 几乎是在回应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莫斯的“礼物经济”对Graeber 有很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几乎在Graeber的每本书里，我们总可以与莫斯的幽灵相遇。我甚至认为其实这本书是在提倡从礼物经济去重新建立社区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读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会读到经济的是对于有限（scarcity）的资源的管理，而经济的历史由“以物易物”（Barter）开始，然后出现了以贝壳、骨头做的货币，再之后便有金属货币，再之是银行、纸币等一系列“信用”工具。但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因为今天经济学家们以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建构这段历史？莫斯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文章《礼物》里，质问这种“无意识的社会学”视觉，并指出我们或者可以在民族志中重新发现另一段历史，以及另一种经济。在这些民族志里，礼物经济可以简单描述为：人们以部落的形式赠与礼物，而收到礼物的人则有义务要回赠。礼物赠与并不只是因为要显示慷慨例如在婚礼、丧礼时的行为，而是如莫斯所说的“整体的社会现实”。这些大型的互赠节日叫“Potlatch”，有时候赠与并不只是出自于友谊，有时是敌对，要看那一方可以赠与得多一点。所以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并没有财富的累积，那些勤劳捕鱼打猎的人只想最后将财富送出去。莫斯研究的问题是，到底人们赠与礼物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有义务回赠呢？

Graeber 指出要“还债”这种道德义务有两个假想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性的，我们一出生便已是负债，例如原罪；另一个则是世俗的，也是现在最被广为接受，便是沿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史密等的理论。史密认为市场、金钱、私有财产是经济的基础，而它的起源便是以物易物，在这个交易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所以债的“相互性”便这样发生了。而也因为交易的驱动力，导致了分工。Graeber 指出亚当史密想象的是一个几乎没债务的乌托邦，在里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计算自己的利益来获取更大的善。但事实上，我们不曾见到一个朝九晚九辛劳的普通人在这个“市场”里能得到他应有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从很多民族志的研究来看，有些地方譬如Graeber 当年读博士时做田野考察的马达加斯的一些部落便没有钱这个概念，而且并没有任何史料足以证明人类经济的起源是以物易物开始。所有关于“债”（或经济）的起源都只是想象而已。以物易物作为起点，其实只是一群中年的苏格兰男人根据当时的消费者信用想象出来的。以物易物的开始通常是部落或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也即是说交易者之间并没有任何亲密关系，都是见完一次便一生不再见的人。但在部落里，很明显没有真的易物以物这回事，因为人们都是互相熟悉的。譬如说A 想要一对鞋子，他知道B 有一对多余的，于是A 的妻子便跟B 的妻子说丈夫最近想买一对鞋子，过几天B 便带着鞋子来探访，并坚持说这是礼物。再过一阵子，A 可能便会路过B 的家，带着刚收成的薯仔，坚持说家里有些食物多了出来一起分享。史密忽略的是共同体之间的互相、慷慨以及亲密的关系。问题是那既然这些都是想象了，我们也可以生产一种新的想象。

无政府主义对于Graeber 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伦理。Graeber 尝试指出早期的经济的一种人类经济（human economies） ， 而不是现在的商业经济（commercial economy）。譬如说债原本是无法计算的，例如说血债，一个杀人犯的债可能要持续几代；而救人一命的人，可以得到被救者几代人的敬颂。例如前文所引述的鞋子的故事，送鞋和送薯仔不是对等的交换，而是一种复杂的社区关系。而钱并不是说可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买卖的，钱所要表达的是它的不可量度性。Graeber 强调的是共同体，也即是他说的“基准线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配合人的能力和需求而合作的团体，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运作其实很多时候都建基在这种“共产主义”（例如家庭）。并不是说市场的逐渐削弱了这种共产主义（如布劳岱尔所言市场有时可以是对抗资本主义），问题是资本与政府将信用经济转变成为利益经济，将所有的道德网络变成非人化的交易。所以他必须将任何自由的人变成劳工，也即所谓平等的生产者。如果当前盛行的经济理论的前设已经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那这本书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重新想象一种或多种的社区经济？人类经济（human economy）甚至礼物经济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中重新被发现以及发展？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作者：David Graeber

出版：Melville House

（刊于2012年1月1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