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本人否认对他的指控，并说他的诗并不是传给公众的（博讯图片）
新春伊始，迎接庆祝农历龙年的热烈气氛，前所未见。官方组织的活动固然处处开花，都市乡村里，家庭团聚和民间节庆的规格也升级翻番。看来，盛世真的降临中国了。但这只是虚浮的世象。盛世焰火中，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在中国的主流言说看来，愁者永远只是分散的个体，可以作为慈善施舍的对象，为欢乐增添一些祥和因素。至于说那些“不和谐”者，则被严厉隔绝在灿烂的烟幕之后，承受着国家专政机器的沉重压力。
假若“心底的歌曲”是“红歌”
那些被刻意排除于节庆之外的“不和谐”者当中，包括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却屡遭监禁的各地人士。浙江诗人朱虞夫和他的家人，春节前不久得知，法院将于节后开庭审理朱虞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节日的喜庆不属于他们。
目前所知，指控朱虞夫的罪证，只是一首仅仅十二行的诗作：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广场是大家的
脚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特赋诗一首：《是时候了》
这些热情、简洁、直率的诗句，直接诉诸于“中国人”，将“未来的中国”视为理想选择的结果，不妨说是情感上的爱国主义召唤；同时，经由“大家的”、“自己的”建立起领属关系，又点明每个人在“中国”的主体身份，将爱国主义落实到个体的自觉、自主、自尊。且不说，如今举国上下都要发展文化软实力，文艺作品本不应作为入罪证据。即使从诗的内容来看，也完全谈不上任何违法违宪之处。过去几年到处宣扬的唱“红歌”，据说也是群众自发自愿的，而且很多都是在大小城镇的中心广场举行，按理说，也不过就是“大家”“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而已。怎么一入诗，就成为罪状了？
以词汇治罪？
有人说，朱虞夫诗作的关键不在内容，而在他的副标题，明显是在号召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可以理解为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这等于是说，无论诗句意涵何在，“中国‘茉莉花革命’”这个复合词本身就足以治罪。这就不是以言治罪，而是更上层楼，直接以词汇治罪了。
阿拉伯世界从2011年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系列社会抗议引起的政治动荡，至今仍未平息。“茉莉花革命”主要来源于一年前的突尼斯民众抗议，也曾沿用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风潮。但这只是一种统称，并没有具体分辨和定义，每个人使用时，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至于说“中国‘茉莉花革命’”，因为并没有可以指证的组织或组织者，没有能够在网络上进行的讨论或争辩，甚至在朱虞夫和其他省市长期活跃的民间民主人士之间，都没有就此展开的联络和沟通，每个人的理解，更为多种多样。
因此，在朱虞夫此案中，必须通过他诗作的内容，才能确定他是如何理解“中国‘茉莉花革命’”这个复合词，并确认在他的理解中，是否存在违法并造成涉嫌“煽动颠覆”的效果。全诗最直接指涉政治的是第三段，却并没有任何超出宪法或超出官方表述的地方。不少“红歌”唱的正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宪法也在总纲里明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由每一个公民个体组成——“中国是大家的”，大家本来就有宪法赋予的选择权利。而且，朱虞夫的诗作并没有将任何特定的选择结果强加给他的读者，他只是强调要“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言外之意无非是不必盲目听命于他人。
历史债务与包袱
在朱虞夫和家人接到即将开庭的通知之前，四川、贵州在去年年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严判政治异见人士陈卫九年、陈西十年徒刑。查看独立中文笔会收录的文章，可以清楚看到，陈西至少从2006年起就反复强调要以合法方式促进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陈卫的写作，则集中在回忆、纪念“六四”。他们两人都是去年春天因“中国‘茉莉花革命’”被羁押，他们的文章并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直接证据，可想而知，判刑和他们持续不断地纪念“六四”、要求民主，有密切的关系，也和指控他们煽动中国“茉莉花革命”有关。
二十多年来，中共领导几度换届，继任者总想多方削弱“六四”的影响。很显然，只要陈卫、陈西这样的严判持续不变，朱虞夫这样莫须有的指控继续维持，“六四”与今日中国的联想就不会消减。“选择是自己的”——大部分民众也许今天会选择忽略这些政治迫害案，大部分中共领导干部可能会选择因循，不思变革。但他们也是在“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一个永远承载着“六四”历史债务和其他政治镇压债务的未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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