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知名时评家林沛理最近在亚洲週刊撰文表示，「因为有时只有贼才能捉贼，只有能够进入建制权力核心的人，才可以对腐败不堪、丧失自我更新和自动修正能力的建制，进行致命的一击」。史学专家称这类体制内的改革者为「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近代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中国的邓小平。当权者、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对激进主义又怕又恨，因为它意味著根本的改变，直接威胁他们在现行制度下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为得到群眾支持，权贵阶层将激进分子描绘成社会公敌和麻烦製造者。同样道理，一个真心求变、决意修理建制的政治领袖对剥削者来说是催命符，对被剥削者而言却是还魂丹。「少数人的恐惧可以是大多数人的希望」。
林沛理认为，梁振英在竞选声明中强调要「稳中求变」，而「求变」就触动建制既得利益阶级的敏感神经和警报系统。梁振英早在八十年代已是基本法諮询委员会秘书长，是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选。建制派——至少是建制派之中的一批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必然视梁振英为心腹大患。
今日香港人面对的「现状的极权」，是大多数人被少数的当权者、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剥削、操纵和劳役。林沛理表示，这种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对现状进行永无休止的巩固和复製，并且製造一种错觉，叫人相信现状是无法、也不应该一下子改变的。而沉默的大多数接受或至少默许了这套论述，并產生一种「维持现状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假意识。另一方面，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种抗拒改变的「惰性思维」。沉默的大多数以任劳任怨和逆来顺受去维护一个对他们剥削到极致的制度。
香港自回归后内耗越来越严重、官民的对立越来越厉害、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权阶级对普通市民；拥有权力、人脉与资源的「自己人」对无权无势、连发言权也没有的「外人」的操纵和剥削，已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林沛理说，而在现行选举制度下，较之没有可能当选的民主派何俊仁，以及很多人认为大有可能当选的唐英年，梁振英是能够把香港人从「现状的极权」中释放出来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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