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安门对峙
［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方励之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