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表达了什么？
被后世歌颂得无以复加的《出师表》，究竟表达了什么？这是个值得弄清的题目。抛开后人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辞，心平气静地剖析内容，就不难发现，诸葛亮在表面文字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怀抱。
其一，谈蜀国面临的形势。全局形势对政治家来说，是重大决策的依据，必须准确无误地把握，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因应之策，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些许的疏忽，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弱小的国家更是如此。《出师表》开宗明义，首先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个分析十分恰当。魏、吴、蜀三国之中，西蜀地盘最小，人口最少，原本就是最为弱小的一个。仅就人口论，尚不及魏国的十二分之一，是东吴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在经历了吴蜀东三郡争夺战、吴国荆州偷袭战之后，西蜀不仅损失了大批物资，军力军心也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荆州这一富庶的战略要地已完全丧失。雪上加霜的是，刘备没有认清面临的险恶危局，轻率地发动了蜀、吴之间的夷陵之战。全军覆没和刘备病死白帝城的凄惨结局，使得西蜀在下坡路上一滑再滑，已经滑到了谷底。外患与内忧紧密相连，西南少数民族在雍闿、高定、孟获、朱褒等领导下举行起义，西蜀内部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只是后世史学家因了对诸葛亮的无端热爱，在此使用了双重是非标准，硬是将此称之为叛乱。诸葛亮执政之后，做了三年准备，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虽留下七擒七纵的神话，但是，南方一直不曾平静，少数民族的起义并未停止。
奇怪的是，在同一天的同一篇文章之中，诸葛亮对形势又做出完全相反的估计，说是：“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既然西蜀“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形势当然是大好特好了。问题在于，西蜀到底面临“存亡之秋”的危急，还是有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强盛？如此明显的语无伦次，如此巨大的黑白反差，说明诸葛亮无非在玩弄刘禅。讲形势危急是为了恫吓，为自己不肯归政制造理由（当时刘禅已经20岁）；讲形势大好特好，是要在“北伐”的名义下，将丞相府迁往汉中，远离皇帝，以避免宫廷斗争中难以把握的变数；同时摆脱皇帝的羁绊，让汉中勉县的葛氏政府，掏空成都的刘氏政权。
其二，麻痹刘禅。专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最后都依附于皇帝，形态如同根基在上的葡萄树。臣下对皇帝的依附，表面是忠君，骨子里却是在谋求个人的前程，谋取个人的名利地位。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等分肥手段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以残酷手段打击那些不忠甚至于背叛的臣下。在西蜀执政的诸葛亮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刘备精心筛选并久经考验的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诸葛亮绝不会信任，并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而对刘禅，他却采取了双重道德标准。向刘禅表示，他自己以及自己信任的一批官员，都是“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当然是欺人之谈，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拿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说给刘禅，在于麻痹刘禅的警惕。
其三，教训刘禅。仅有六百二十四个字的《出师表》，诸葛亮十三处提到先帝，这不是对刘备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是摆老资格。并以代先皇立言的姿态，以刘备作为参照物教训刘禅，矮化刘禅，打击刘禅的自信。至于他同刘备之间谈话的真实性，死口无对，已无法证实。即令无误，这么重要的内容，刘备也会反复地警诫儿子，没必要由诸葛亮絮絮叨叨。“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宫中府中，皆为一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你不应“亲小人，远贤臣”；应“亲贤臣，远小人”等等。当时刘禅并没有亲政，所有事务都由诸葛亮或者诸葛亮亲信董允、蒋琬、郭攸之、费祎等包办，这种告诫已完全没有必要。与其说是在告诫，莫若说是在教训，是在羞辱。这在专制社会里，很不正常，是气势汹汹的以下凌上。
其四，以推荐方式，使包围软禁刘禅合法化。《出师表》中，诸葛亮在“亲贤臣，远小人”的名义下，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大批荆州籍亲信，还打着先帝刘备早已简拔的名义，要求刘禅“亲之信之”。其实，这些人在之前已被诸葛亮安置于朝堂，対刘禅实行着掌控牵制，政治军事等军国大事，都由这些人秉承自己的意图做出决定，刘禅不过是图章皇帝。在《出师表》中重提这一既成事实，无非是使这一无理手段合理化。刘禅既已没有了选择余地，诸葛亮不妨再以欺诈安抚其心灵。
其五，自我表白。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有一重大决定，即“托孤诸葛亮，李严为辅”；并以李严“为中都护，都统内外军事，驻节永安”。这个安排，实际是拱卫京师，对诸葛亮实行监督。南征时，诸葛亮借口其他将领才能均不如自己，遂夺过李严军权。南征回来后率军北上，将丞相府和统帅部驻扎在汉中勉县。这是对刘备遗嘱的背叛。敢冒背叛的“罪名”，当然有比这一罪名更大的期望值。对此，刘禅当然十分不满，不满在当时一旦爆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包含了诸葛亮的灭族风险。为了化解风险于无形，让刘禅放松警惕势在必然。所以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在这里，诸葛亮将待价而沽的南阳躬耕，隐去了功利特征，宁说成无奈的迁就。假话的背后，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六，自我表功。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候，虽然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实这不过是枭雄的雅言，本意还在于稳固刘禅的皇帝地位。所以在托孤诸葛亮同时，由李严“辅之”并加重其职任，目的在于监督诸葛亮，保证刘禅的皇帝地位不被动摇。诸葛亮夺过兵权不归，极力发展荆州籍势力，架空刘禅等，刘禅当然有足够理由加以怀疑。为了迷惑皇帝，诸葛亮历数自己的丰功伟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二十一年的概括，受任与危难之间的两句话，不过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即长坂坡失败后，奉命随鲁肃出使东吴。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外交活动，被孙权捉弄了的外交活动；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概括，确实是夸大其词。
由于诸葛亮外交的失败，刘备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将诸葛亮冷藏关羽麾下。夺取益州时启用庞统；夺取益州后，更依靠法正，以至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前，连不同意见都不敢说，只是遗憾法正的早死，由此可见其甚不得意的政治地位。然而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却将二十一年西蜀割据成功的历史，一古脑归在自己名下，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刘氏集团的英雄，已言过其实。
其七，自我表忠。诸葛亮在前边已经剖白了所谓“心迹”，即“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按理说，行文到此，已没有必要同义反复。大概是心虚的缘故，进而解释自己北伐是为了报答先帝的恩德，所以要尽忠于刘禅（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没有私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兴复汉室，并将刘禅迎进洛阳皇宫。说到底，诸葛亮在表忠中让刘禅别怀疑自己的擅权，将兵权不肯交还于李严的唯一原因，说成是为了“北伐”大业。
其八，强调刘禅对自己的服从。这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有关国家政务的事情，属于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他们会仔细分辨利害得失，一切言行都会从忠于后主的角度出发。潜台词则是：你就放心吧，放心做你的挂名皇帝（即所谓“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其次，希望后主将北伐一事放心地托付于自己，假如收不到预期效果，那就请后主治自己的罪责，也好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最后，“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刘备给刘禅的遗诏是：“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出师表》写到最后，诸葛亮才亮出底牌，这就是：你得按着你父亲说的，像儿子对父亲一样顺着我，听我的，一切都由我安排。这种公开向皇帝讨要尊敬、讨要服从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难有第二。
以上就是《出师表》所要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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