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1976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
在那之后,我在中国居住过、工作过,以及访问过一百多次。作为学者、外交官、商人、国会议员和总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种种变化展现,也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了这些变化。我的结论是,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有益于中国和全世界的。
目前,中国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可以脱离贫困。中国刚刚成功地交接了领导权,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的35年中。
这些变化最终成为可能,都是因为邓小平的战略决定。同样也因为有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富裕的地区和全球环境。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挑战也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为未来维护这种国际环境。
我此次撰文有两个目的:第一,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地区和世界次序的未来;第二,基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探讨勾画一个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美关系战略路线图的可能性。
北京如何看这个世界
我相信中国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
首先,我相信中国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根本责任是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意味着对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会采取强硬姿态,也意味着会坚决维护在有争议边界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下个十年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种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五年计划及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都提到过。中国认为经济成功依赖于经济的国际化以及更接近全球市场。但是为了经济能够成功转型,中国仍旧需要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
第四,中国仍然需要保证其长期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安全性。
第五,尽管经济目标明确,以及中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渴望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但事实上中国与许多邻国关系很不融洽。这种情形出现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同时,中国也认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联盟和战略伙伴模式的一部分。
第六,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其”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国认为这一政策的意图是阻挠其和平崛起。中国不接受”中国威胁论”,强调据历史记载,即便在过去强大的时候,中国也未曾侵略过其他国家。中国主张应在共同利益原则上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七,中国的世界观也是由其历史经验所引导的,包括其近一百年对外屈辱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恢复昔日荣耀是中国一种本能的渴望。
第八,中国对二战后由盎格鲁-撒克逊胜利者所创建的世界秩序表示不满,不接受对其在人权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边指责,也不接受对其与朝鲜、叙利亚及苏丹等国家间关系的指责。中国不认为这些指责是公平的,这源于其长期坚守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国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及”国家主权”应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张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原则是由这些长期性原则主导的。
最后,尽管面临与联合国体系的不适应,中国还承担了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要向联合国做出更多贡献的压力。中国强调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已在世界维和及南南合作等方面做了更多努力。
作为一个外国人,试图从北京的角度审视这一地区及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说的这些,显然是有缺陷且不完整的。但是我相信,对从中国视角认识当今地区及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提供了一些看法。
华盛顿如何看中国和世界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
华盛顿眼中的世界与北京的看法不同,因为美国同样深受其历史经历的影响。
美国认为自己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战争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自己为”鲜血与财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美国建立的战后秩序维持了全球和平。这种战略稳定对战后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美国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冷战后,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在过去20年中,全世界及美国本身都视美国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看法或许会让北京感到奇怪。美国认为其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意味着在拥有特权的同时,也是一种负担。
美国深受”9•11″事件的影响。在过去10年中,反恐战争主导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深刻影响了其对自己在未来全球角色的看法。
美国的经济自信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危机过去5年了,美国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很多人都在讨论,导致这场危机的金融及经济模式是否对未来是合适的。但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对于美国经济自信的压倒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复苏及恢复将会发生。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作为经济及军事超级大国已经走到终点。
这就是美国审视中国崛起的基本思维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力量认识十分清醒,它同时也非常注意中国的虚弱之处。美国对中国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深表敬佩,同样非常尊重中国人的勤奋努力和工作精神,尊重中国在全国奠定经济基础设施的战略步伐,也尊重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与中国一样,美国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疑问。它质疑这一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同样质疑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固执态度,以及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坚信民主是普世价值。美国在这一情况下,强调了什么是”美国例外论”。亨利•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观念。”美国例外论”是美国认为自己有道德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民主思想,出于这一原因,民主与人权将继续成为美中之间争论的焦点。
在亚洲,美国相信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美国注意到中国是亚洲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已将其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范围,扩展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但美国同样担忧地发现,在东海及南海的边界地区,紧张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在本地区最大的顾虑是朝鲜的核计划。没人可以低估朝鲜近期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政治及战略影响。这集中了整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华盛顿、东京及首尔,但同样包括更广大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在遏制朝鲜核武器计划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因为该计划意味着对地区长期稳定的根本挑战。
当前,奥巴马政府已寻求重新定义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五种方式:一、所谓”再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三、美国支持扩展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在内,很可能也包括中国;四、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导下,对亚洲各国展开活跃的双边外交;五、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印度战略接触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目的是向该地区显示美国计划在21世纪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身对这种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大西洋[9.62 1.37% 资金 研报]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同样认为自己过去对巩固亚洲海洋及大陆的战略稳定做出了很多贡献。反过来,这被看做是亚洲经济在近数十年来取得成功的基础。美国同样认为,其与日本和韩国的条约,阻止了这两个国家在面对朝鲜的威胁时变成核武国家。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认为自己在巩固亚洲战略稳定方面,未来依然会发挥核心作用。而且,上述措施已在亚洲多国受到欢迎。
亚洲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看法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经济及战略的未来并不仅仅依靠中国和美国,东亚峰会有18个国家。在东南亚,中国的崛起被看成既是经济机会也是外交政策的挑战。
中国经济正与东亚大部分国家深入地融为一体。如果中国经济明天停止,则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天就会陷于崩溃。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国却心存疑虑。例如,中国是否会寻求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呢?保护中国在海洋领域的利益会不会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元素?中国是否打算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去改造当今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亚洲国家目前在问的问题。
直到2010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接触都一直平稳前行。但从那时起,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关于南海领土问题的声明表示了关注。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
东北亚边界问题也随着日韩紧张突显出来,这导致了这一地区外交紧张的升级。一些人认为,两位新任领导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基于我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以及自民党的内部政治和安倍晋三所处的地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上,我严重关注日本一代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也关注日本将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上安装气象装置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对日本这一举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在关注这些国家的情绪和主流舆论的同时,我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没见过如此危机的情况。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的未来方向
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
世界该如何一起细致地描绘出共同的未来– 一个不是基于冲突的未来。
2012年年底,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国家经历了三次完全不同的选举。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担任这一职位到2016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除了上述两个职位,他还将担任中国国家主席。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日本首相。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第八位日本首相。考虑到自民党在日本下议院的绝对优势,他很有可能履行完他的4年首相任期。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有两种宽泛的战略路径供我们选择。
第一种我称之为”战略漂移”。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华盛顿、东京只是简单地寻求”管理”每一个发生的事务。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也是一种被动反应的战略。随着几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事务的管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事务管理很可能逐渐超过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种战略路径,是战略合作当中的积极战略。关于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争论是,双方缺乏信任,有人认为在合作之前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我相信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是承担有效的合作项目并成功地完成它们。如果那样,信任就能通过合作与成功得以建立。
我相信华盛顿方面有兴趣利用下一个4年的时间,来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我也小心观察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所谈到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特别是与美国。
这一点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特别强调过。中国方面特别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过去欧洲那种旧型大国关系。旧型大国关系基于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随着冲突和战争而结束。
相反,习近平在美国时提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应当包括不断提升的战略信任、逐步加深的互利合作、日益增强的全球事务合作与协调以及互相尊重各自核心利益。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一个论坛上提出,一个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必须让他国发展;寻求自身安全时,必须让他国安全;寻求自身生活得更好时,必须让他国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这些概念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用的。我因此也相信,使美国和中国在战略思维上走到一起的机会是存在的。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需要建立一个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路线图。缺乏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对于战略转型来说是真正的危险。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不仅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也会提供实际的工作程序。
中国人经常抱怨美国的政策是不连贯的,不仅在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美国则经常抱怨中国政府说的和做的不同,和没有完全履行中国在军事上的接触与承诺。一个美中战略路线图会帮助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我建议未来这个路线图要包含七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 美国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