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奎屯

那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到达奎屯市。奎屯是新疆主要的粮棉油基地之一，棉花产量达250万担。

安瓦尔是奎屯人，他在约定的地方迎候我们。他是我儿子的同学，毕业于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2002年，17岁的他离开奎屯，到杭州的“内地新疆高中班”接受教育。

那年斋月，我儿子打电话问我，可否让一个新疆籍维吾尔族同学来我家，在暑假后期。不几天，安瓦尔从新疆来到我家，带着从吐鲁番火车站购买的新疆特产。

在我家居住的十九天中，他与我们一起封斋一起开斋，并按时去距离我家不远的清真寺礼拜，每天去五次。除此，他把自己关在我小儿子的房间，安静地阅读汉语伊斯兰书籍。

上大学前，他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我儿子算是他的启蒙老师，他们在闲暇时一起学习宗教知识。安瓦尔几乎从零起步。三个月后，他开始礼拜，利用周末学习阿拉伯语，学习诵读《古兰经》。“我的瞌睡重，晨礼时往往起不来。住在对面宿舍的安瓦尔总是来叫醒我。”我儿子回忆。

到开学时，他准备回北京。他对斋月期间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一再表示歉意，并把右手放在胸前，邀请我们一家在方便的时候到奎屯旅游，到新疆旅游。他走后的一个傍晚，我儿子突然告诉我：“如果他不到我家来，就很难封斋。他的父母亲对他报以不小的希望，担心他在奎屯封斋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

那以后，奎屯的教育局等单位与退休教师签署“不参与宗教活动的保证书”。这种公然不顾《宪法》第36条的行为，居然在新疆畅通无阻……

夜宿小镇

北京时间晚上9点多，我们决定住在白碱滩，克拉玛依附近的一个小镇。

晚饭吃得很愉快。餐厅布置典雅，里面热乎乎，清一色的维吾尔人，服务周到。我们各取所好，选了拌面、大拌筋、抓饭和几个小菜。茶水免费。

回到宾馆后，我们五个人坐在地毯上，开始喝茶。我们问起安瓦尔的择业情况。他整整维吾尔帽，说开了——

北京，在中国石油大学的招聘会上，安瓦尔每次都去，都把用汉语亲笔填写的自荐书恭恭敬敬地递给招聘单位尤其是新疆的单位，先后送了11次。他没有被录用，从新疆来的石油单位也没有录用他。他几乎听不到什么理由，家乡的石油单位就是不要他这个维吾尔人。

我的另一个维吾尔朋友的女儿毕业于某大学的电信专业，招聘单位不多看一眼她的求职简历就加以拒绝。她告诉我，同专业的汉族同学均被电信企业录用。后来，经过考试，她去天山深处的一个小学教书，大学四年的电信专业等于白学了。

一天，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一家石油公司来招人。安瓦尔试着投了英语自荐书。一周后，他接到面试通知。他被录用了。然而，他的父母已年迈，前面的三个姐姐已出嫁，父母亲不同意这个唯一的儿子去天津工作。父命难违。安瓦尔请了五天假，从北京回到奎屯，再去克拉玛依油田碰运气。之前，克拉玛依油田的人在北京没有录用他，说是本地户口优先。结果，他还是没有被录用。

“我得去那家美国公司，先干几年，然后回到奎屯，照顾父母，再学着做些买卖。”他说，不好意思地抱住拳头。

如今，他辞掉美国公司的工作，去国外某著名的石油大学读研究生，想在国外发展。他知道，将来，在石油的家乡依然没有他的就业机会……

清晨，戈壁上的小镇白碱滩依然安静。做过晨礼后，天亮了，我们也与安瓦尔握手道别，四个人的团队继续向阿勒泰行进。

车子起步时，透过后窗，我回首看着立在路边寒风中的安瓦尔。他站在那里，像是目送我们。他没有挥手。很快，看不见他了……

抓饭与馕饼

那天上火车前，朋友阿布杜拉硬把我和另一个朋友拉去吃抓饭。

“那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很好吃。”他说。十来分钟后，我们到了位于经二路的那家回民饭馆。馆主是个回民，厨师是个维吾尔人。饭馆地方不大，但装修别致，全用咖啡色的木桌木凳，墙上布置了几幅新疆代表风光的油画。这家饭馆做新疆抓饭的特点，是用小锅现做现卖，维吾尔厨师忙个不停，连头都少抬。

我们进去时，正好有一张空桌。我发现，吃饭的人几乎都是汉族人。席间，我们谈及维吾尔抓饭与回民抓饭的长短。馆主直言不讳：“抓饭嘛，还是维吾尔人的地道。但是……”他看看周围，放低音量，“现在很多汉民不去那里了。”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汉族青年买了几个维吾尔人的馕饼，被一位汉族老太太看见了。她质问：“不吃他们的馕，你会饿死吗？”年轻人提着馕饼默默前行，可老太太穷追不舍，直到年轻人把馕饼狠狠地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我们听着有些愕然，吃完抓饭，准备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的路上，脑子里都是新疆。街道上，路人行色匆匆。

都知道，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份，约占全国的1/6，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新疆是我国的能源宝地。无疑，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我感到，在新疆还面临就业与收入的差距。人性向善的同时，也夹带自私。向往太平日子应是人性中美丽的自私，不论是哪个民族。新疆已经不是哪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大家的新疆。新疆的长治久安仰赖进一步的自治，在《自治法》的框架内，上上下下需要从内心深处相互理解、相互谅解、相互尊重，通过发自心灵底处的诚意，平等地坐在一起，不遮掩地认真交流，逐渐修复伤口，尽早消除误会，使“老新疆人”心里少些疙瘩，使“新新疆人”心里多些安宁。抓饭和馕饼是老新疆人的胃口偏爱，也是新新疆人的口味调剂。

我的忧患

笔者曾给新疆的张春贤书记写过两次信，用特快专递。其中，我谈及安瓦尔的求职遭遇与宗教和顺。一个从小被政府送到外地培养的维吾尔族青年，最终不被新疆接纳而远走他乡，这对他和他的同胞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当然，那些掌控新疆及其资源的部门和个人，也许无意考虑新疆“土著”的感受；毕竟，从全国各地去新疆淘金的人多得是，何必考虑处于弱势甚至劣势的维吾尔人呢？

在旅行中，我发现，在沿途关卡有权直接收费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汉族。伊宁市的清洁工都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是个讲究卫生的族群，让她们打扫街道算是“专业对口”吧。

安瓦尔不能或不敢在自己的家里封斋和礼拜，使人难免联想试图消灭宗教的文革时期。
在新疆，学校不准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在斋月封斋，并且在老师的监督下，给封斋的学生免费发放糖果，勒令他们必须以吃糖的方式“坏斋”，对主动不吃糖的学生，老师命令其他学生强行掰开嘴，喂糖；在清真寺门口，专门有人值守，严禁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一旦“抓获”学生，就处罚清真寺的阿訇和相关人员；如果有人集体外出走访清真寺和穆斯林同胞，法院就会以“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三至七年的徒刑……

在从上到下呼唤法治和宪政的中国，新疆一些地区的做法不仅费解而且堪忧。
新疆，大家还会一起诚心高歌《我们新疆好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