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秉鈞
最先說起要爲《今天》編一個“香港文化”專輯，是一九九一年夏天的事。 那年我應李歐梵先生之邀，往芝加哥參加一個文化評論的食議，遇到《今天》 的同人，也遇到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同行，大家討論了不同中國人社區文化生產和文化評論的限制，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不同的應變的策略。……臨離開前收到李陀約電話，叫我在《今天》編一個“香港文化”專輯……
……外間對香港文學的不了解，有很大的成份是由於對香港文化的不了解而來。文學是從這個雅俗夾雜、商政交纏的文化空間裏產生出來的，有它的好處與缺點，但也需要不同的模式去理解。若果只是孤立地羅列一些作品，恐怕也會像過去台灣或大陸上的做法，抽選一些接近自己想法的作爲“代表”，遺漏了 的正是香港文化的特色。目前更急需的，是對彼此的“不同”的理解與反省, 以及尋找多元的、有助於這些理解的模式。
組稿時的構思，不在孤立地講香港文化，而是想通過香港與其他地方文化的種種複雜的同異，去介定性質、反省問題。……比方香港文化的「邊緣性」。李歐梵文中對香港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邊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種種態度，已有精關的分析。……
劉以鬯先生提出一八七四年王乾與友人合辦《循環日報》作爲香港文學的起點，是一極有見地的看法，本身代表了一種歴史觀。若果我們强調提 一九四九年後的變化、六0年代末以來對文化身份的追尋，强調的是與中國大陸文學不同的變化；若果强調上一世紀的歴史，强調的則是與中國大陸文學的相同了。
與王韜相反的是通常大家並不視爲香港作家的毛翔靑：小時已經離開香港，在英國長大及成名，近年多次回港及在英文報上寫過專欄，儘管跟香港關係好似竊斷絲連，一般還是視他爲“外人”，中英文化之間的邊緣人。
我們心目中的王韜好似代表了傳統，跟毛翔靑之類的形像是背道而馳的。但……即使我們視他（王韜）爲源頭，這源頭也已經是「不純粹」的了：王韜並不像傳統的文人，他辦報，是政論家，又寫粤謳，還當翻譯。這「中心」的人物似乎向「邊緣」的角度認同：他採取與傳統文化不同的態度、他與民間文化感興趣、他向中國傳播西學，又向西方推介中國古典。邊緣性顯示了邊界觀念的模糊、比較靈活地引入其他思想作爲比較，也自然挑戰了一元獨尊二元對立的想法。
……作爲「外人」的毛翔靑卻又始終對中國民族性耿耿於懷，他的幾本小說反覆涉及過去香港社會中的異鄉人、客居異地的香港家庭、甚至回到歷史去探討民族主義以外的邊緣性。當然論者亦暗示，這種邊緣性也有可能隨時變成認同主流歷史觀的危險。這對香港作者也可以是一種參考。我們無意把毛翔靑徵召入「香港作家」的隊伍，但我們能說他表達的問題與我們無關嗎？從歷史的中心移來的王載到當代的邊緣的毛翔靑，在在提醒了我們過去對香港文學史觀、史識、定義與分類的狹隘，主要是一種單元的主導的文化史觀無法理解邊緣文化、容易「槪觀「就定論了。
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邊緣，自從八十年代中葉中英草簽以來，出現了更多的文學、戲劇與影視作品，去探討香港的身份危機、香港與大陸的關係。……（丘靜美的論文）分析八十年代電影與觀衆所分享的歴史問題……讓我們看到簡化的「對立」或「認同」等二元對立模式去看中港關係的不足……幫助我們更深體認到這歷史時刻的焦躁背後香港文化身份的邊緣性與混雜性，其中包括了與大陸人共有的民族與文化遺產，也有這幾十年不同的社會、政經、文化的背景而發展出來的素質。
從大陸中心的角度看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往往見到普及文化的壓倒性面貌，但普及文化的複雜多元發展，以及雅俗文化間拉扯渗透的張力，卻始終猶未爲中心的一元的文化觀所理解。六十年代末期以來的電視的逐漸普遍，正遇上戰後在香港出生一代的成長，六十年代後期社會危機的反思以及之後因應的社會改變，都是香港文化「本土化」過程的種種因素。其中電視的凝聚觀者，引發公衆言談，也連起流行音樂、電影等等本土化的過程；早期亦未完全爲固定的商業路線左右，其間有不少創意嘗試，正未可完全以低俗視之。但香港普及文化這些不同範疇逐漸發展至壟斷性的地位， 亦在鞏固某種意識形態、排斥其他多元發展。不理解這種情況而套用西方某些理論之視普及文化爲類覆性，在香港很容易滴爲爲權勢服務，正正是在抹去顯覆性了。但若一切以批判先行，未察媒介、符碼、受衆的特殊性質，正是無法討論普及文化，尤其沒法見出在香港普及文化經過較長時期發展以後出現的轉化與變異的空間……（專輯）嘗試避免常見的兩種做法：（一）勢利地以爲香港文化即等於普及文化，以票房及銷路等作爲依歸，以爲從中可以見出「大衆」的想法；（二)槪略地把普及文化視爲「文化工業」，不加分辨一槪加以批判……（董啟章）帶出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吊認性：一位特別注重修辭的現代詩人也可以轉眼變成宣稱嚴肅文學是垃圾的出版人，這態度並非來自對雅俗之分的自覺越界，而是在兩個不同位置抱持同樣固定的對文字的「唯美觀念」，這正是提醒了我們雅俗二分的固定觀念猶未得到更多反省，反而在許多不同場合方便地連起了暴力的反智態度與旣得的利益立場。
……（周蕾的論文）探討在單一的民族主義角度與無分波此的 「後現代混雜派「世界性觀點間，香港如何自我創造……「這種社會建基在文化工作與社會責任之上，而不是一味依靠血脈、種族、土地這些强權政治的逼壓。」……文中其實也對無分彼此的「後現代混雜派」大張撻伐。大槪對這兩種極端的杭拒，正是香港文化邊緣性特色的表現。
香港文化工作者對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其實並不會沾沾自喜，因爲對大家來說，邊緣性並不是一個時髦的名詞，而是一個長遠以來披迫接受的狀態。它代表了人家對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動你所做的事視若無睹。但香港作者不見得就探取一種高調的抗爭態度，厲聲疾呼要人厢聽，反而是自說自話之餘，亦往往對自己的處境充滿警慑……在文化評論方面，若能一直留意或從新認識更多本土作品，相信一定能幫助我們修訂外加的簡略槪念，在「自我否定」與「自我膨漲」之間思考文化身份的問題……
專輯創作部份未按舊例區分文類、挑列每一方面的代表作家，反而是想集中邀約一些對香港有看法的新作品。……（馬國明）說的是香港經濟發展轉型帶來的民生變化……這種不重辭藻而注重視野與反省的散文，其實在香港也一直沒得到正規的評論家的認可。……（鄧達智筆下）正在遂漸逝去的圍村祖屋的世界。那些來到香港奢談鄉土的人其實並不理解香港的鄉土是怎樣的面貌，鄉土與現代其實正是以非常奇怪的姿勢結合在一起……在香港，藝術家可能同時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正是 過去那種簡單分類說不淸的。
……（心猿）長篇小說《狂城亂馬》的片段⋯⋯可以見到戲謔地、不正經地去講歴史的態度背後，亦有一種對煞有介事檢大歴史觀及傳媒所塑定型形像的嘲弄。
……這裏所呈現的「香港文化專輯「並不是一個完整、貫徹的一體，而是本身就帶着多元的角度，參差不同的態度，甚 至對有些問題並不相同的看法。
（原文刊於《今天》1995年第一期）
：1987 年，也斯（右）在上海訪問詩人、翻譯家孫大雨
為了一對狂野的眼睛春天遂答應留下來這是佩槍的白楊這是佩槍的基督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那裏……
『樹之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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