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在传媒业发达的今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闻事件越来越成为人们认知事物的一个重要渠道。这对于中国人而言，体会尤深。其中典型莫过于在食品安全中完成化学扫盲了，比如2008年的“三鹿事件”就让国人科普了“三聚氰胺”。
新近的例子是，2月28日85岁的罗马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主动退位，这一消息激发了人们对于“教皇”的认知热情。在此前，对于遥远的且被宫廷戏包围的一些中国人来说，所谓“教皇”，和电视剧里那些被臣民“山呼万岁”的“皇帝”，大致是可以划等号的。当然，也有人会在已经熟知的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之外，又惊奇地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另一件“老古董”。
按照教廷的解释，天主教会的前身形成于公元1-2世纪，为基督十二使徒之一的彼得奉耶稣指示所建。因此，罗马教皇亦称“耶稣在世的代表”，主要使命是领导教会，并将“主的信仰”传播到世界各角落。在天主教会的教阶体制中，教皇不仅享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能制定或废除教会法规，而且“在伦理和信仰上永无谬误”。
中世纪的罗马政教合一，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严重阻碍了欧洲各国的发展，由此而引发了十六七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经此一役，教皇的权力大为下降。及至今日，教皇只是宗教的领袖（当然在梵蒂冈城，教皇本身就是国家元首），但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仍然是其他国家元首难以企及的。
与帝制时代的君主一样，罗马教皇也为终身制，不可罢免。当然在理论上，教皇也可以自己选择退位。然而作为一种人性弱点，拥有无上权力而主动放弃者，终究寥若晨星。事实上，在天主教历史上，教皇辞职事件目前也仅有4次，而最近一次要追溯到1415年。也正是基于这种权力更替的缓慢，所以本笃教皇退位的消息一经传出，欧洲乃至全球社会为之侧目也就不难理解了。
俨如一潭死水的梵蒂冈教廷，近六百年才撩起一丝微澜，争议也就在所难免。批评者认为本笃教皇代表了教会中压制对话和讨论的势力，譬如在避孕、堕胎、同性恋以及神父禁欲等问题上，本笃教皇被认为是僵化保守者。而赞成者则认为本笃教皇是神学和教廷内部的改革者，此次主动退位是有勇气的“创新之举”。
教皇退位所引发的舆论风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梵蒂冈教廷如今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不断发生的神父娈童丑闻，消解了教会的神圣与威严，天主教皇面临着严重的道德信誉危机。德国《明星》周刊的一项民调显示，表示继续信任教皇的德国天主教徒比例从62%降低至39%。很显然，当人们特别是虐童受害者痛骂教皇是“伪君子和骗子”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上帝死了”。
另一方面，随着享乐主义和反权威风潮的盛行，西方基督教世界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信仰危机。在欧洲许多国家，宗教的社会作用日益萎缩，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时至今日，已鲜有年轻人主动到教堂去礼拜和忏悔，而在遇到困难时，他们更愿意向朋友而非神父求助。在“头顶上的星空”，与薪水、财政状况、就业等实用问题之间，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关注后者。由于天主教会众的逐年下降，甚至在一些北欧国家，已经出现了“教会崩溃”的惨状。
面对来自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垂垂老矣的本笃教皇难堪重负。他在退位信中如是说道：“当今世界遭遇了无数的快速变化，与我们的信仰深深相关的问题撼动了我们虔诚的生命。”其中所流露出的无力感和焦虑感，令人为之动容。
在消费主义泛滥、功利主义盛行的全球化网络时代，本应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灯塔的宗教，也无可避免地日益世俗化乃至庸俗化。本笃教皇此次主动退位，可以说是天主教应对时代挑战的一次自我救赎。而早在此前，本笃教皇就为教会的发展做了种种改革，比如通过“推特”这种即时媒介，探寻布道的新途径。
难能可贵的是，天主教会在顺应时代之变的同时，一直坚持宗教信仰。这比起诸如中国少林寺这类日益庸俗化的宗教来说，显然要纯粹得多。当然，对于背离宗教信仰、一心只想着赚钱且将生意做到海外的少林寺而言，称其为公司而非宗教也许更合适。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这家“公司”的老板释永信在谈到教皇辞职时，不无优越感地断言“连他都做不下去”与经济危机大有关联。一副市侩嘴脸，在这里一览无遗。
所谓“做不下去”显然危言耸听，应看到，天主教在全球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一方面，欧洲和美国公民的主体仍然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相较于日益自由化和道德水准低落的欧洲和美国教区，天主教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展现了蓬勃生机。数据显示，过去的十年间, 仅非洲教区的教徒人数便增长了30%以上，达到1.3亿人之多。而本笃的继任者、来自阿根廷的伯格里奥，在3月13日成为一千三百年来首位非欧洲教皇，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天主教新的生命活力。
由此反观我国的传统宗教，它们的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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