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網絡戰的結局不僅會决定美國人是否能繼續享有「四大自由」，也將決定整個人類共同體的未來自由程度，更會直接決定中國人能否生活在自由之中。普通中國人不能只是看客而已。
2月18號發布的《曼迪昂特報告：揭秘中國的一個網絡間諜機構》（Mandiant Report）成為中美網絡戰的一個重要事件。令人遺憾的是，中美兩國的輿論和媒體對此報告的關注基本上流於表面和短視，未能看到一個大格局在幾年前就初現端倪，並將决定21世紀人類的命運和世界格局。
2009 年 1月 21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做了一個關於互聯網自由的講話。正如希拉里所言：「我今天概述的這些原則將成為我們對待互聯網自由及其技術使用問題的指導方針。」我想其主旨可以概括為「互聯網自由是四大自由（言論、敬拜、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在 21世紀的核心」。歷史將證明，克林頓所警告的「有些國家竪起了電子屏障」，「一個新的資訊帷幕正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降臨」，其重要性可以與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相提並論。中美「冷戰」早已爆發，其內涵包括中美間的「理念之爭」（表現在「北京共識」挑戰「華盛頓共識」），「媒體戰爭」（以《紐約時報》為領軍的全球輿論已經向中共寡頭制宣戰），網絡戰爭，「貨幣戰爭」（中美債務關係和愈發升級的貨幣濫發）和間諜戰。而且，當沒有硝煙的戰場不斷加深相互的不信任和製造仇視升級的同時，中國和美、日及盟國也在走近一場西太平洋海戰。
就網絡安全而言，我不是專家。但中國政府、甚至軍方組織對美國社會機構全方位地發起網絡攻擊，卻是不爭的事實。首先，76頁的《曼迪昂特報告》用翔實具體的事實證明，上海浦東高橋的總參三部是對美國和其他 14個國家進行網絡戰的大本營；其次，作為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習和工作十年的學者，我清楚知道上海浦東高橋總參三部二局與國際間諜戰的關係。我所帶的 1986級國政班就有 3位畢業生分配到該機構，而該報告披露的 61398部隊的一位成員就是我的學生。其三，在過去 5年中，我本人就遭遇無數次網絡攻擊，例如偷竊我的電腦資訊，進入我的郵箱，給我發送帶病毒的文檔，甚至偽造我的個人網頁，把試圖與我聯絡的人引向一位神秘的版主等等。
中美之間走向直接衝突的危險，還不僅在於中國政府和軍方對美國企業、科教機構、資訊產業、能源航空等基礎設施發起的廣泛而長期的攻擊，更大的危險是，對於美國的警告，中國政府不以為然。中美兩國之間就一系列重大問題產生的分歧和誤讀，集中表現在了對《曼迪昂特報告》的不同解讀上：
第一，中美兩國對主權概念和內涵理解不同。
作為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後進者，中國對「主權至上」的概念還很幼稚（有趣的是，中共高層的智囊王滬寧以「主權論」硏究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獲得碩士學位，並指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就同一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獲得學位）。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主權概念非常强調國家對「物理空間」和「人民身體」的控制。當這種控制傷害到他國、甚至世界的神經系統時，中共領導層還經常渾然不知。對中共來說，政治治理就是維護權力地位，龐大的維穩體系就是它的基礎設施。
但在美國看來，「四大自由」卻是治理的本質、手段和目標。希拉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資訊網絡的擴展正在為我們的星球建立一個新的神經系統。」在 21世紀，互聯網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具有代表性的「基礎設施」。說得誇張一點，在全球化下的後國家主權時代，對美國絕大多數居民來說，失去整個阿拉斯加的影響恐怕都不會大於網絡安全的喪失。但中國政府和它的御用「文膽」認識不到這一點。當政府代言人把釣魚島這個不毛之地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並大作文章、煽動民族情緒時，他們（包括新上任的總理）卻以敷衍塞責的態度否定美方就網絡襲擊的指控，完全不顧美國人的感情受傷。
第二， 中美兩國對政治和經濟、國家和企業的邏輯關係認知不同。
中國政府之所以對美方的强烈反應不以為然，反而以原始的抵賴方式來掩蓋其在網絡空間的犯罪甚至入侵行為，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曼迪昂特報告》出自私人公司，乃很快就會平息的「茶壺裏的風波」。他們無法理解，在美國的社會權力體系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中國網絡進攻的受害者能夠直接左右公共輿論，是動員和行使媒體輿論的「第四權力部門」。而其他直接捲入中美網絡戰爭的企業，如谷歌等141 家機構，都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的重要部門，網絡攻擊會直接影響華爾街股市，投資者和融資者（包括許多中資上市公司）都會受到衝擊。
希拉里曾申言：「那些在我們國家或任何其他國家破壞資訊自由流通的人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公民社會構成了威脅。從事網絡攻擊的國家和個人將承擔後果並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在一個靠互聯網連通的世界裏，對一個國家的網絡的攻擊就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在美國人看來，私人、民間對政府和軍方進行的網絡襲擊，經常還情有可原（在美國，人們對「維基解密」事件態度分歧很大），甚至可能會被認為是為資訊開放、保障知情權做出的高尚行動。但如果政府和軍方對個人和民間機構發起網絡襲擊，或者甚至只是控制監視，都會成為引發政治危機的違憲大事。在中國政府的邏輯裏，政府和軍方享有對民間任意監視控制的特權，而民間對政府和軍方的任何網絡入侵或監督都會成為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的滔天大罪。中美兩國對「公權」和「私權」孰重孰輕有180 度的差異。
圍繞網絡戰爭，中美兩國猶如在望遠鏡的兩端對視，認知誤差猶如天壤之別。希拉里不無擔憂地指出，「從歷史上看，不對稱的資訊獲取能力是國家間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圍繞《曼迪昂特報告》的言辭戰來看，中美未來衝突的升級幾乎不可避免。
第三， 中美兩國對互聯網自由和政治治理的關係態度不同。
在陳舊的「完全主權」（相對於「有限主權」而言）觀下，中國政府把發動國際間的網絡戰爭和對人民的網絡戰爭看作主權的天然組成部分。但在美國看來，對他國非軍事設施的常態入侵和在國內維持「網絡警察國家」，都是對人類共同體的傷害。
希拉里說得很清楚：「有些國家竪起了電子屏障，阻止本國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網絡。他們從搜索引擎提供的結果中删除字詞、名稱和短語。他們侵犯了那些發表非暴力政治言論的人的隱私權。這些做法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因為《宣言》告訴我們，人人都有權通過『各種媒體不受疆界限制地尋求、接收和傳播資訊和思想』。」
特別針對中國，希拉里還警告道：「限制自由獲取資訊或侵犯互聯網使用者基本權利…不僅關係到資訊自由，最終還關係到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我們將會生活於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它關係到我們生活的地球是有一個互聯網、一個全球社會以及一個造福並聯繫全人類的共同知識體，還是支離破碎、獲取資訊和機遇要取決於居住地點和審查者的心血來潮。」美國的决策者把互聯網自由放在了關乎人類共同命運和人類共同體根本性質的戰略高度。而與此相比，中共只把它看作維護一黨寡頭權力地位的手段而已。
中國國內的討論沒有、也不敢提及的一個議題是：中國政府和軍方在美國的所有行為方式其實都更肆無忌憚地運用在了中國社會。早在2010年，著名媒體人北風就透露，400 多位維權人士被含「木馬」病毒的郵件攻擊。也就是說，軍方、公安、國安和國保早已大規模地控制了互聯網。在「金盾工程」和「防火牆」下，沒有任何用戶享有網上隱私和安全。所有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異議人士、敏感部門的敏感人物和政府官員（例如，方濱興在重慶幫助薄熙來和王立軍建立的網絡控制體系）恐怕都不能免於自己的文檔被植入的惡意軟體打包、偷出，最後送往情報安全部門。任何一台電腦的枱面都有可能已經被「網警」遙控。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曼迪昂特報告》所披露的所有入侵和竊取手段只是掀開了「中國網絡警察國家」龐大控制體系的冰山一角。
所以，普通中國人不只是中美網絡戰的看客而已。中美網絡戰的結局不僅會决定美國人是否能繼續享有「四大自由」，也將決定整個人類共同體的未來自由程度，更會直接決定中國人能否生活在自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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