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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每次描述一座城市的時候，我其實都會講一些關於威尼斯的事…為了區分其他城市的特點，我必須總是從一座總是隱於其後的首要的城市出發。對於我，那座城市就是威尼斯。』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在我剛寫完《二之二》後，這句偶然讀到的話重啟了本應暫止的思緒。突然而來的焦慮把我帶回到書桌前：我迫切地想了解所謂的『香港價值』，因為它不但是對城市個性的客觀描述，更是我理解世界的框架的構成元素。透過理解『香港』，我會找到進入其他城市的鑰匙，正如馬可波羅在談論所有城市的時候，總會有一座威尼斯隱於其後。
我翻閱舊講義。近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成為了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主流題目，很多學者都認為香港人出現『身份危機』，並認為這種焦慮已經發展成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其中一套主流理論認為，當下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是建基於對『他者』（註1）的否定——我們透過宣稱自己『不是什麼』，來定義自己是什麼。七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表姐你好野》、《網中人》、《省港旗兵》等影視節目，把大陸人描繪為『阿燦』、『大鄉里』。自那時起，所謂香港人就是『不是阿燦或大鄉里』的人。
這些『不是』的背後，是既有價值的息微。儒家和中國文化從未離去，但在殖民和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舊有價值被邊緣化，香港就像其他資本主義的城市一般，朝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道德感的下降成為普篇現象。
因此香港是這樣的一個城市：她的『核心價值』是建基於對『我們不是什麼』的想像，而不是由宏大的歷史來支撐。這讓我想起是浦澤直樹的《Monster》裡的那個德國童話：一隻沒有名字的怪物，為了想要一個名字而踏上旅程。它遇上不同的人，嘗試拿走他們的名字並吃掉他們，但到最終，它發現自己還是那隻沒有名字的怪物。
註1：他者（the other）是西方後殖民理論中常見的一個術語，在後殖民的理論中，西方人往往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則被稱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稱為『他者』。 『他者』和『自我』(Self)是一對相對的概念，西方人將『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視為『他者』，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所以，『他者』的概念實際上潛含著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寬泛地說，他者就是一個與主體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參照，比如白人可以黑人作為他者，那樣得出的結論白人必然是文明的聰明的先進的高雅的，通過選擇和確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確定和認識自我，但其中隱含的自我中心主義有著嚴重的缺陷或弊端，一個主體若沒有他者的對比對照將完全不能認識和確定自我。在後殖民主義研究的一系列概念和範疇中的一個最具特色並作為中心範疇的是『本土』（native）與『他者』（the other）以及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問題。本土和他者是相對的$它會隨著參照物的不同而改變。（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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