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控下的少数民族》一文中，作者贝托莱蒂在开篇，就分析指出：面对藏人和维吾尔人，这两个具有浓厚宗教信仰、文化和政治地域色彩的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策略显然已经陷入僵局。文章称：藏人的一系列自焚、新疆民警间的冲突再起，在精英阶层中，年轻藏人和维吾尔人，对宗教和自身归属感情结的强烈回归，以及对濒临危险的本民族语言的眷恋，这一系列迹象是徒有自治虚名的两个民族拉响的红色警讯，而北京高度怀疑这两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大族群希望独立。
文章称：尽管藏人和维吾尔人，在邓小平执政时期，获得了部分新自由，可是他们一直处在红色帝国的特别政策之下，而这些政策也因中国惊人的现代化而更加卓有成效：其特点是监控、军警镇压、汉人定居、限制宗教、及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离，这一隔离政策与中国其他开放地区相比，要严厉的多，如：外国人要进入藏区，除了签证，还需要特殊许可。
文章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藏和新疆反复发生的暴力冲突危机，指出，这些警报被中国共产党斥为是在宣战。针对冲突危机，北京在第一时间里的回应是铁腕镇压，之后的预防措施是遮遮掩掩的新一轮监控和发展经济。文章引述中国作家王力雄的话评论“北京镇压加安抚的措施完全失败”，王力雄认为：“北京的民族政策多年来，基本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所有有关民族事务的打压，都伴随经济援助，但是效果适得其反。”
针对北京在新疆和西藏政策的失败原因，文章引述了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的汉学家、新疆问题专家雷米•卡斯特的分析，指出：这些地区现代化的模式是不经磋商而强加给地方的，这个模式建立在政治直接检查的基础上，受到强制安全方面的很多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汉族人口的定居。卡斯特说：“维吾尔人希望结束这一现象，由自己领导自家的现代化建设。对他们来说，发展地区现代化的模式应是重中之重，应当符合当地特殊情况的需要。他们不认为自己和汉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对世界的认知，也正是因此，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特有的身份，屈服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卡斯特指出：“对部分维吾尔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汉人是维族尊贵的客人，中国政府是一个合作伙伴，尤其是一个经济伙伴，而不是一个借助于强制和恐惧的灾难性现代化模式的武断倡议者。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政府的努力还是初见成效的，尽管维族人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中，汉人移民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好处。”
文章还引述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在新疆、西藏实施的监控、打压措施，及其引发的反抗浪潮 ，文章作者认为近几日，新疆军警力量的展示很好地展现了对维吾尔人来说的残酷现实，那就是中国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回应汉人对安全的恐慌，当然不仅仅是新疆，还包括中国其他地方。这一恐慌源自中国历来的宣传，在这些宣传中，维族人一直被描写成危险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者”。卡斯特表示：使用这三大形容词的宣传，对中国民意来说就是一场秀。中国共产党从宣传中部分获得了他执政的合法性、显示了他维护中国国土安全的能力。因此，从国家角度来说，保持新疆稳定是非常重要的。2009年的新疆骚乱也就被指责是外国敌对势力煽动的结果。此外，如果新疆的汉人返回内地的话，对北京来说，将是一场悲剧；这会引发对实施以久的大量迁入汉族移民这一政策的质疑。而西藏的情况不比新疆好多少。作者指出：除了多几个意见人士、知识分子，自2009年来，约120个藏人自焚，并没能令中国人震撼、激动。作者引用作家章诒和的话作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章诒和说：“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都非常缺乏成熟，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但是当一个中国少数民族也希望如此时，他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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