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再探析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共领导人和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毛泽东当时也称赞“开得好”，但事后不久，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在“四清”运动中甚至认为大会“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1]“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七千人大会又与“打倒刘少奇”事件联系起来了，成为刘少奇1962年搞“右倾”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七千人大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

　　 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革”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仍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2]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新获得了正面的评价。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30年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3]这是从官方正史的角度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失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都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信心，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得以真正地部署下去。这是会议发扬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反而在中央高层内部造成了最初的政治裂痕。会议在发扬民主上的不彻底性，成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最初开端。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4]

　　 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认识，需要回到会议现场，从不同寻常的会议方式考察其成功之道和纠结之处。

　　 在当时党内缺乏民主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七千人大会是作为中共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大会。上下通了气，调整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党内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与其会议方式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曾说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2年1月11日开始开会到29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和修改；第二个高潮是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宣布开“出气会”到2月7日会议闭幕，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这种高潮迭起的情况，说明会议程序是弹性的，会期随着会议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大会不同于以往走程序的表态性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烦文缛礼，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认认真真地讨论问题，会议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气息，这正是会议的成功之道。在困局面前，七千人大会以其看似偶发的独特会议方式，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制度空间，以会议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会议内容的变化，使会议具有了协调的弹性和民主的张力，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很相似。两个会议都是发扬了党内民主，脱离了原来的会议主题，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实际问题的会议。其不同点在于，前者体现了领袖因势利导的政治驾驭能力，后者体现了党内一批老同志趁势而为的民主要求。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的探讨，更能看到制度与人的关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还是比较初步的，“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目的”，也“留下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6]大会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得失，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看到民主带来的制度张力。会议围绕着调整的主题，在党内民主初步发扬的情况下，以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鼓舞了全党，开成了一个克服困难的动员大会，使一些原来十分纠结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正是民主的力量，我们看到：会议程序的弹性变化，会带来制度空间的扩张，创启民主的张力。所以，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入手，对七千人大会中民主张力的发生机理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一番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体制下的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盘点党内的民主存量及其时空局限。

　　 一、“大跃进”失败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近年来有学者考察了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7]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大跃进”造成的局面是极其严重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在和平年景出现了人口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这是任何执政党都很难向人民交待的。如何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成为中共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困难不仅在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还因为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主义政治传统，是很难承认和接受失败的。从政治传统上看，中共历史上虽然历经挫折，但罕有言败的时候，甚至还经常把失败说成胜利，把低潮看作高潮。如1927年的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退潮，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把国共分裂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到来，采取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企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失败更加困难。如何从“大跃进”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对执政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大跃进”运动的本质，那就是“气”。“气”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字眼，用来形容中共从战争年代形成的动员型领导方式再合适不过了。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是鼓气的阶段。在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动下，各地大吹高指标的法螺，竞相大放“卫星”，掀起了全党上下吹牛皮，鼓虚劲的造假风气。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则是赌气。毛泽东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向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开火，在全国打了380多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则带有很大的斗气成分。1960年春季，全国城乡粮食已经十分紧张，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说，已经饿死了不少人。[8]但为了向质疑“大跃进”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应战”，毛不惜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继续坚持下去，竭尽举国之力大炼“争气钢”。虽然1960年钢产量勉强达到了1840多万吨，但国民经济更加失衡。1960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也只恢复到2950亿斤。[9]以河南信阳事件为标志，全国各地农村人口大面积死亡的事实真相露出水面。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不得不“退”了下来。

　　 “大跃进”造成了严峻的困难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正如刘少奇指出的：“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粮食产量锐减，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由于连年的粮食减产和持续的高征购，农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发生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0年比上年全国减少人口1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1961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当年精简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366万人，而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净增长18万。[10]到1962年，有些地方的农村还在饿死人。调整国民经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吃饭问题。城市的调粮保命问题成为国家的一时急务。邓小平说：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11]当时中央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大规模征调粮食，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保障城市的基本供给；二是减少城镇吃供应粮的人口数量，三年共压缩城镇人口2500万人到农村。

　　 1961年1月，中共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国民经济转入调整时期。毛泽东把这几年错误的发生原因，归为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思想作祟，提出要搞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些错误首次称为“人祸”。会后，中央领导人分头下访搞调查研究，开始了拖延已久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1961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央努力恢复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进行整风整社，纠正了“五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也下放到了生产队。经过这些工作，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到1961年8、9月间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12]然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并不乐观。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要让“一日千里”的“大跃进”能够顺利退潮，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情况明”这一条就很难做到。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粮食产量计划指标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而实际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13]由于中央只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没有降下来，一些上马的基建项目也不愿下马。虽然在执行中，这些指标不得不一降再降，但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中央放不下，地方更放不下，大家总想着困难形势很快就能过去，不愿意把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家当丢掉。直到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认识到：工业必须要退够，才能调整。[14]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如果不下决心坚决退下来，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15]根据这个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下调了指标。1961年的计划指标，钢降至850万吨，粮食降至2700万吨。1962年的计划指标继续下调。[16]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但由于耽误了调整时间，执行情况很差，加剧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城乡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费量继续减少，吃穿用紧张，农村还在继续死人。

同时，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党内的情绪非常大。尤其是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有一肚子怨气。对庐山会议后知错而上的“继续跃进”，尤其火大。下面办的很多错事，明明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承担责任的都是一线工作的干部。这让他们很难服气。他们说，反右倾运动整了实事求是的干部，整风整社运动又整了听上级话的干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