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六四诗选》：彰显六•四事件的精神性影响

法广：25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不能言说的禁区。六•四主题的诗作是否数量有限？搜集是否有困难？

孟浪：自六•四发生以来，事实上，我本人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个主题的写作，我也观察到，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都有不少诗人在从事六•四诗歌写作。除了对这个事件的悲剧性结局的记忆和见证以外，也有很多作品从精神性的向度上，对汉语民族在人的价值、在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的捍卫这样一种权利伸张的意义上，写下了美学上有质量的作品。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着手编写这本诗集的。

由于六•四话题在中国的公共言论空间是一个禁忌，所以寻找和发现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我在编选的过程中，特意去寻找了这些诗人的联络方式，向他们发出了征稿邀请。国内的这些诗人非常支持，他们觉得这个主题在中国不能言说，但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这些言论和出版自由目前还能保证的环境里，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他们是支持的，所以，在征稿的一、两个月中，我收到了大量的稿件。

法广：您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写道：六•四“是一个未结束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怎么理解这句话？

孟浪：“未结束”，因为六•四的真相究竟为何？六•四的责任、还有六•四受难者的赔偿或者说他们的“平反”等这样的过程还没有到来，还没有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

从文学写作的意义上来说，它在中国大陆是一个不能言说的主题，那就也是一个尚待打开的、尚待照亮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还在未来的某个地方等待着。

法广：怎么理解六•四虽然是不能言说的禁区却还是有这么多作家以此为主题写作诗歌？

孟浪：六•四事件爆发后，台湾也爆发过一次改变了台湾社会转型进程的事件：野百合学运，发生在1990-1991年代，也就是六•四发生后不久。事实上，在两岸三地，这样的事件对当时的亲历者、当时的目击者都是一次重大的灵魂的撼动，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个洗礼是以沉重的、血的代价来完成的，因为它让这些目击者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是最重要的，人权高于一切。这个主题在过去25年间，在中国不能言说，在海外也逐渐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人们渐渐淡忘，所以，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我觉得这个主题必须被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本诗集我觉得是必要的。

法广：这本诗集按照时间分成四集。这4个不同阶段里，诗作的多少以及其中的六•四印象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孟浪：当然可以看出一些不同。这4集的第一集甄选了1989年六•四事件当年的作品；第二集是1990年到2000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结束前的十年；第三集是2001年到2010年，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后一集才是最近的4年，是2011年以来的作品。因为编辑需要和综合考量，所以，从体量上来说，（各阶段作品数量）大致是均匀的，但在作品的主题和向度上，彼此可能有所不同。比如，第一集（的作品）当然更多地是一种见证，是在场目击场景。而199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的作品就有一种反思、审视，从一种对现场的描述、从六•四（说镇压也好，说血腥屠杀也好）的震撼中超越了出来，提升到了一种对这样的事件的意义的挖掘与言说。这些作品当然通过作者各自不同的现代诗歌手法、通过他们各自的写作特性，以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呈现，表现出来。

法广：诗集收录的百名作家并不都是六•四的亲历者。这些作家的诗作反映出的是怎样的六•四？

孟浪：事实上，有不少作者都是1980年代出生的。（收录诗集的）最年轻的作者1997年7月才出生，也就是六•四事件5年以后。可见，六•四这个主题，正像我说的是“未结束”的事件，是未来事件，也就是正在进行的事件，我称之为“精神性事件”。更年轻的后来者—80后、90后等，还是有不少文学人打破在中国大陆不能言说的压制，努力地去探求真相，去探求六•四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六•四诗选也好，六•四的文学，这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代际中、在不同的年龄层之间，都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正说明了六•四的意义，这种精神性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用一个比较严重的词来说：是致命性的精神性影响，也就是一种震撼性。

《六•四诗选》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和田园书屋在港台两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