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25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不能言说的禁区。六•四主题的诗作是否数量有限?搜集是否有困难?

孟浪:自六•四发生以来,事实上,我本人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个主题的写作,我也观察到,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都有不少诗人在从事六•四诗歌写作。除了对这个事件的悲剧性结局的记忆和见证以外,也有很多作品从精神性的向度上,对汉语民族在人的价值、在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价值的捍卫这样一种权利伸张的意义上,写下了美学上有质量的作品。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着手编写这本诗集的。

由于六•四话题在中国的公共言论空间是一个禁忌,所以寻找和发现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我在编选的过程中,特意去寻找了这些诗人的联络方式,向他们发出了征稿邀请。国内的这些诗人非常支持,他们觉得这个主题在中国不能言说,但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这些言论和出版自由目前还能保证的环境里,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他们是支持的,所以,在征稿的一、两个月中,我收到了大量的稿件。

法广:您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写道:六•四“是一个未结束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怎么理解这句话?

孟浪:“未结束”,因为六•四的真相究竟为何?六•四的责任、还有六•四受难者的赔偿或者说他们的“平反”等这样的过程还没有到来,还没有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

从文学写作的意义上来说,它在中国大陆是一个不能言说的主题,那就也是一个尚待打开的、尚待照亮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还在未来的某个地方等待着。

法广:怎么理解六•四虽然是不能言说的禁区却还是有这么多作家以此为主题写作诗歌?

孟浪:六•四事件爆发后,台湾也爆发过一次改变了台湾社会转型进程的事件:野百合学运,发生在1990-1991年代,也就是六•四发生后不久。事实上,在两岸三地,这样的事件对当时的亲历者、当时的目击者都是一次重大的灵魂的撼动,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个洗礼是以沉重的、血的代价来完成的,因为它让这些目击者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是最重要的,人权高于一切。这个主题在过去25年间,在中国不能言说,在海外也逐渐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人们渐渐淡忘,所以,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我觉得这个主题必须被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本诗集我觉得是必要的。

法广:这本诗集按照时间分成四集。这4个不同阶段里,诗作的多少以及其中的六•四印象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孟浪:当然可以看出一些不同。这4集的第一集甄选了1989年六•四事件当年的作品;第二集是1990年到2000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结束前的十年;第三集是2001年到2010年,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最后一集才是最近的4年,是2011年以来的作品。因为编辑需要和综合考量,所以,从体量上来说,(各阶段作品数量)大致是均匀的,但在作品的主题和向度上,彼此可能有所不同。比如,第一集(的作品)当然更多地是一种见证,是在场目击场景。而199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的作品就有一种反思、审视,从一种对现场的描述、从六•四(说镇压也好,说血腥屠杀也好)的震撼中超越了出来,提升到了一种对这样的事件的意义的挖掘与言说。这些作品当然通过作者各自不同的现代诗歌手法、通过他们各自的写作特性,以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呈现,表现出来。

台湾“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六•四诗选》2014年5月4日起在港台两地发行。

法广:诗集收录的百名作家并不都是六•四的亲历者。这些作家的诗作反映出的是怎样的六•四?

孟浪:事实上,有不少作者都是1980年代出生的。(收录诗集的)最年轻的作者1997年7月才出生,也就是六•四事件5年以后。可见,六•四这个主题,正像我说的是“未结束”的事件,是未来事件,也就是正在进行的事件,我称之为“精神性事件”。更年轻的后来者—80后、90后等,还是有不少文学人打破在中国大陆不能言说的压制,努力地去探求真相,去探求六•四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六•四诗选也好,六•四的文学,这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代际中、在不同的年龄层之间,都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正说明了六•四的意义,这种精神性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用一个比较严重的词来说:是致命性的精神性影响,也就是一种震撼性。


《六•四诗选》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和田园书屋在港台两地发行。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