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13年11月
對醫生和護士的野蠻攻擊是醫療保健制度崩潰的標志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游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云杰。三天前王云杰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凶導致王云杰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着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着橫幅呼吁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游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着制服的醫務工作者呼吁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范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后網絡上傳播「動員游行和罷工的信息」，并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云杰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后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几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云杰醫生申報「烈士」，但并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症精神障礙，并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并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范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并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并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制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朮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制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么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制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搾取金錢。今天醫療制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制的「計划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志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制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划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并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划。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划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划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志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划，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几乎沒有什么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么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么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制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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