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我的三位朋友在北京同时被捕，他们是学者徐友渔、大学教授郝建和著名律师浦志强，被捕原因是“涉嫌寻衅滋事”。
就在三天前，他们和另外十几个人在郝建家里办了一场家庭聚会，并且谈论了一下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一年，大量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和官员腐败，这场和平请愿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后，我们的政府派出了军队和坦克，射杀了数百或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请愿者。郝建的堂弟就死于其中。
我本来也应该参加那场家庭聚会，但因为要到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只写了一篇谈论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根据中国政府的逻辑，我大概也犯了寻衅滋事罪。虽然我熟知中国法律，但绝不会想到，连这些最平常的举动——举办家庭聚会、写文章、读文章——也会触犯中国法律。
我会投案自首。
对我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像是一个渐渐醒来的梦。事件发生时我只有15岁，在东北一个深山中的小镇读初中，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中央电视台：请愿的青年学生都是反革命暴乱分子；解放军一直都很克制，不仅没有开枪，有些人还被活活烧死……在那时，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甚至还会感谢政府和军队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渐渐地，这整个事件都开始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却，人们忙着求学、升官、发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今天，天安门事件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忌讳。中国政府似乎希望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除此事，转而把目光放在中国的GDP和数之不清的摩天大楼之上，但天安门事件，这个国家最惨痛的记忆，却始终没有真正退场，始终在民间流传、散布，艰难而顽强地抵抗着政府对历史的清剿、对记忆的抹杀。
1992年9月，我刚上大学不久，一位往届的师兄来到我们宿舍，他大模大样地坐下，问我们：有烟吗？我们给他敬烟，点上，他又问：你们知道1989年我们学校都干过些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他深吸一口烟，极为庄严地告诉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个上街游行，第一个各校串连，第一任高自联主席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共“19个第一”！
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1989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意义。虽然官方把天安门事件称为“反革命暴乱”，参与事件的人都被称为“暴徒”或“罪犯”，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心中，那却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运动，能够身历其间，甚至能够与之有一点微弱的联系，都被视为是莫大的荣耀。
中国政法大学的“19个第一”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成了一个传奇，在不同年级之间代代流传。两年之后，当我成了往届的师兄，我也会走到新生宿舍，点上一支烟，用极为庄严的语调告诉他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19个第一”！
那是1994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广场上的血迹早已洗清，墙上的弹孔早已被水泥和灰尘遮盖，但在某些角落中，天安门的故事像一只杀不死的潮虫，依然在人们的口耳之间顽强地爬行。大约在2003年，有朋友从香港买到一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然后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张复制版。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广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观看，片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大受触动：空旷的长街上，枪声不时响起，一个年轻人俯卧在地，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当然能明白他的处境：持枪者就在身后，他不敢站起来，可是也不愿意趴在地上装死，总得做点什么吧？一位40多岁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或许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事件，比我们更能理解那位年轻人的恐惧，他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此后，每当有人问起中国的未来，我就会给他们讲这位四川民工的故事。虽然25年前的和平请愿被军队和坦克剿杀了，可中国依然还有希望，因为还有大量平凡而朴实的人，愿意面对枪口，去背负他们的负伤流血的同胞。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怀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们都在网上会为他们点燃蜡烛，或者上传当年的图片，而政府的审查官也会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们会删除几乎所有与“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内容，但成千上万人的依然会坚持，坚持在审查的缝隙中发出他们绝望而坚强的声音，假如“六月四日”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拖拉机”。
二十五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一切，而习近平政府比起往届来更加紧张，郝建家中的聚会可以称为“六四研讨会”，其实五年之前也曾举办过一次，那时还是胡锦涛当政，无人被捕。
从表面上看，这个政府前所未有的强大，它拥有八千万党员，几百万正规军，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在骨子里，它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连几个学者的家庭聚会都会使它寝食难安。
我的朋友们被捕之后，我也在网上发了声明，说我也参与了所谓的“寻衅滋事”，待我结束悉尼的工作，就会回国投案自首。朋友们大多都劝我观望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如果中国的形势继续变坏，我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旁观。如果我也被捕，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他们的处境。而同时，在那场对抗政府抹杀民族记忆的运动中，我也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在1989年，当坦克开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个人敢于阻拦它们。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开上中国的街道，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平凡而朴实的中国人敢于面对枪口，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