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高伐林先生，听说旅居美国的中国着名作家郑义相信：《思想的毁灭：鲁迅传》的出版，“可能震动中国鲁迅研究界”？爲什么郑义会这么说呢？
高伐林：我想，这是因爲，这本鲁迅新传的作者孙乃修，并非想用自己这本书，来加入那些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着作，而是正相反，他要颠覆他所认为的那些跪着吹捧鲁迅的巨量文字垃圾。
法广：作者是什么人，敢于这样自信地宣称？
高伐林：孙乃修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毕业后，又获得比较文学硕士。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后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孙乃修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三十馀部着作、译着，策划、主编多种大型丛书。
法广：他这本书颠覆了什么呢？
高伐林：最主要的，是颠覆中共领袖毛泽东对鲁迅所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1945年写下一大段话，赐封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此后数十年，研究者无人敢越此“三个伟大”“六个最”雷池一步，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编选、研究。用孙乃修的话说：“那一亩地不知被多少人翻了多少遍！”
孙乃修却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讚誉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与历来和时下的“鲁学”专家大相径庭的结论：他用这本新书，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
法广：作者难道不担心有人反驳，说这些说法是故弄玄虚、哗衆取宠？
高伐林：作者坚信，他的论断是建筑在坚实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鲁迅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上的，是运用鲁迅自己的着作、书信、日记，尤其是着力将大量手稿、手迹，与结集成书的文字反复比对，去僞存真，对鲁迅做了全方位的还原透视。
《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从鲁迅家族和家庭——绍兴周家大院人物群像开始挖掘，勾勒其各位先辈，包括鲁迅的祖父、着名的清末科场桉主谋者和涉桉者的经历；然后对鲁迅一生行为、作品、性格、心灵，逐一探讨。
法广：您能给我们举例来说明吗？
高伐林：好。就拿毛泽东高度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的“民族英雄”来说吧。孙乃修在书中单闢了一章：“对日军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他统计，1931年日本“九一八”侵佔中国东北前，鲁迅致日本人的书信仅有1920年、1926年的两封，但“九一八”事变后至1936年鲁迅去世，致日本人书信多达98封。孙乃修列举了多达30馀段信文实例，展示鲁迅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其暴行没有表露出一丝愤怒、抗议或谴责，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似乎并不是鲁迅的苦难。这些书信毫无民族尊严立场，不但不谴责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却把中国文坛的飞短流长散播给敌国人士，大谈自己对政府和同胞的满腔怨言。他在信中倾诉他对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还多处表露对敌方权力者和文化的好感，例如，1933年4月1日他给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写信，以尊敬的口吻，称讚侵华决策者之一、正当权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评论“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本初枝另一封信中，阻拦她学中文，还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鲁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4日的一封残存信件中还称讚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那正是日本已侵占东北近5年，而且在华北虎视眈眈、不断挑事之际！
法广：这些，作者都有鲁迅书信作爲论据？
高伐林：是的。作者逐一披露鲁迅历次大闹文坛的原因、各种笔战的实质，尤其是在左联问题和30年代中期“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如何兴风作浪，与毛泽东派到上海的秘密代表冯雪峰如何互相利用。这本书还追究了鲁迅爲何从不谴责日本侵华、为何临死前要搬家的心态，以及他病故的真实原因。
对民族主义应该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鲁迅的这些看法、说法对不对，也可以具体分析。但是在作者举出的这些白纸黑字面前，毛泽东所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民族英雄”，显然离史实太远。作者在回答我的专访时介绍：他对鲁迅的研究受到一些人的抨击，称他意在推倒“民族的嵴梁”。作者反问：“民族的嵴梁”这一说法有何依据？这一说法来自你的真知，还是道听途说？这“嵴梁”是真还是假？如果名不副实，为何不应当剥掉这顶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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