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的四个标志中, “核心价值观”虽然具有指导意义，但一时还没有什么具体表现，对外“亮剑”也只是稍微偏离从前的做法，一时也还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只有结束老人政治和大打“老虎”，已经对中国官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本质上表现为习近平开始对江泽民提拔、纵容的一大帮文武官员的贪腐问题大打出手，这一现象正是当今中国政治变局的关键环节，其影响将会相当深远。
1，“反腐”不过是太子党打击官僚系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本质上是邓小平道路已经走上绝境的反应，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中共内部矛盾的大激化。
由于没有规则可循，毛泽东时代中共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来平衡，邓小平时代靠邓小平的绝对威权来平衡，江泽民靠均衡分赃来利益平衡，胡锦涛靠互相威赫来恐怖平衡。但是，到了胡锦涛当政末期，中共内部的剑拔弩张激化为刀兵相向，由于没有高于一切的共同规则，政争的结果只能是败者死无葬身之地，赢家鸡犬升天。因此，社会矛盾还没有大爆发，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样，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迄今为止主要就表现为内部大博弈，而这种内部大博弈的基本表现形式则是从互相威赫到互相残杀。
当然，在中共历史上，其派系斗争永远是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失败的派系就是错误的甚至罪恶的派系，胜利的派系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伟大的光荣的。说白了无非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也就没有是非，没有正邪。
但是，在今天，由于其党内斗争和国家政策变化紧密相关，获胜的派系在变化了的局势面前不可能不采取一些符合时代进步的措施，这样，研究目前中共内部大博弈的动向，对了解和研判中国第二次政策大变局对中国民主人权进程的影响，是具有基础意义的。
中共内部大博弈，历史上常常被美化为路线斗争，有各种冠冕堂皇的表现形式，例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和“经济建设”（修正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斗争是“实践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但是，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装潢门面的理论可言，虽然祭出的旗号是“反腐”，是“打老虎”，但在这个全球资讯自由流通的时代，谁都知道他们自己不仅是 “老虎”而且是龙头。而选择性“打老虎”的现实也昭示世人，“打老虎”不过是太子党打官僚系。
2014年上半年，中共在6个月内查处了842名官员，2名副国级官员，21名副部级以上官员，此外，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自杀者占四成有余，其中8人为跳楼自杀，老虎打得不可谓不多，震撼不可谓不大，但是，无论被查处的，还是非正常死亡的，居然没有一个是红二代官员！
中共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孔丹的下述言论是以上情况的最好注脚：
孔丹指出：“正如陈云同志所言，‘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其实，陈云同志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后代也要注意控制社会财富的命脉。’现在，有些‘红二代’也运用权力关系获得了财富，不过，这批财富掌握在‘红二代’手里，是稳固政权的力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他又分析说：“‘红二代’在官员中的比例最多不超过5%。所以，只要通过铁腕清党，铁腕肃贪，对占官员总数95%以上的‘官二代’分批进行普遍整肃，就足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绝大部分社会领域中缓解权力和民意尖锐对立的矛盾。”
这些说法对习近平的“打老虎”实在是有画龙点睛的妙用——只要打杀一大批红后代之外的贪官，红后代就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安享政权，多么如意的算盘！
虽说太子党和官僚系的大博弈只是“春秋无义战”，但是，里面却有很多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影响深远的玄机，尤其是因此带来的各种政策变化，更常常将直接从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民主人权活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有这样一个划分：
红二代的标准是以中共建党建国元老的后代为核心，包括建国时期师级军官和地委级以上官员的后代。红二代在中共官场中占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太子党。
官二代的标准是建国时期团级军官和县级以下官员的后代，以及平民出身通过共青团系统、秘书或其它渠道晋升的官员。这种官员在中共官场中占95%，其中的高层人物则组成了官僚系。
我们这里说太子党是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共政权重要创建人之后裔都在列，只指那些依靠父祖辈的权势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登上高位并且结成了利益关联网络的那么几百家。
我们这里说的官僚系，也不是指全部官僚体系，仅仅是指在这个时代可以靠手中的权力结为一体和太子党相抗衡的中共党政军内低级官员的后代和非变相世袭的那些官僚权贵，他们和全部官僚体系有着血肉联系，后者是他们的强大基础。
官僚系和太子党的分野，应该说是89民运被镇压之后由中共元老陈云挑明的，因为陈云本来就一直主张坚持传统的论资排辈的干部路线，也就是按照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根子的序列用人。而在那之前，中共还有由胡耀邦、赵紫阳势力体现的共产党为全民谋福利的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
如前所述，89民运把中共的本质向全民也向中共自己彻底表露后，作为假共产主义之名行王朝循环之实的代表人物陈云立刻告诫中共统治集团：“还是让自己的子弟接班靠得住”。
这就成为中共政权必然回归太子党主宰的信号，也表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观念上说，中共及其政权不过是“自己和子弟”利益的代表。
但在这之前，一方面是青黄不接，一方面是还有残存的理想主义精神起作用，再加上极权国家必然依靠庞大的官僚机器维持，这样，过去的四十年也就是1949年到1989年这个历史阶段，中共已经在红后代之外启用了大量的效忠者，并由他们组成了党和国家机器的结构主体——直接来说，这个结构主体还是因为“文革”后邓小平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政策的结果，因为在那之前中共只允许打天下的人坐天下，正是这个政策，使大量原本给打天下的官僚当秘书和各种帮闲的办事员由小妾扶成正室，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
这些人在打天下的中共老干部掌权时是“狗肉上不了正席”，那时当局规定非党员不能任正科级干部，而知识分子一般又是不得随意吸收入党的，因此，除了极少数“红色专家”，掌权的都是“大老粗”。
邓小平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提倡了知识化专业化，这就使打天下的中共中下层官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被淘汰，而那时给他们当秘书因而深受他们信任的人则因此平步青云，迅速进入各级权力中心，并演化为今日中国极度贪腐的官僚系人马。自然，那些“红色专家”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就成了这个官僚系的龙头老大，因为在从打天下坐天下的人向知识化专业化过渡的时期，只有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看看中共14大到17大政治局委员的学历这一点就一目了然。
这样，江泽民（虽然他在1940年代末就参加了中共）、胡锦涛作为“红色专家”的代表，也就成了撞上大运的幸运儿，他们和打江山没有太多的联系，却居然登上了大宝，就个人而言这纯属历史的偶然，但从这种特殊的极权统治而言，又有一点点必然性。也就是说中共像汉朝一样需要从论资排辈转向“选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由于不再有皇帝的血脉渊源作为最高权力的当然继承人，从而让“红色专家”能爬上的官僚的最高阶不再仅仅是宰相（总理），而是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中共党内的派系源流，原本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和一野、二野、三野、四野算下来，至此，仍然能控制权柄的打天下势力统统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太子党。太子党人数有限，能够挤进去的充其量为五位数，也即是几万人。
而发国难财的江泽民既然成了最高主宰，大力栽培他在上海的亲信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是本能的驱使，由此形成了“上海帮”。
此外，中共多年来一直把共青团作为人才培训基地，团中央书记可以调任正省级的其他职务，然后一步步进入最高层（如胡耀邦、胡锦涛），这是所谓的“团派”。
当然，作为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统治政党，中共也还有一些其他晋升渠道，包括军队和地方。
所有这些势力，就组成了中共和今日中国官僚体系的构架主体，由下到上加起来恐怕有数千万之众。
综上所述，上海帮、团派组成官僚系的主体，江泽民、胡锦涛则是官僚系代表。
显而易见，官僚系绝不可能和太子党在观念体系和利益关系上保持高度一致，而这次变策的一个重要诱因，正是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治国理念差异，更不要说他们之间还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3，简析太子党和红后代
红后代是太子党的基础，太子党是红后代的代表。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推出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此外，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他们已形成为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强调的是，和后来的官僚系的发财方式发财途径颇为不同的是，红后代的父辈坐天下后一般是不怎么贪腐的，毛泽东时代没机会，改革开放后他们在台上时间不长了，国民经济也还没有起飞，因此，他们多数好歹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吊诡的是，这正是升官发财了的红后代引以为荣的地方。而红后代的暴发，一般都是运用父辈的权力或者只是影响力，然后以个人名义做钱权交易，以半市场化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包括批条子），因此，他们有资格在官僚系面前五十步笑一百步，因为后者本来只是他们父辈的幕僚甚至家奴，其发财的手法是直接运用权力侵占国有资本和受贿。
这样，这些升官发财的高干子弟就形成了所谓太子党的强大基础。而真正称得上太子党的，则是那些在从中共创立到“改革开放”前不同时期主宰过中共高层的几百个红色家族的成员，他们家族中通常都有人专门经营权力，在党政军和国企中担任要职。其中最典型的几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薄一波、习仲勋等，也包括胡耀邦后裔。
虽然胡德平几弟兄恰恰是普世价值的推崇者，并且在太子党中是“入另册”的一翼，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红色家族、红后代、太子党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二，它们之中也有左中右，也会因为不同的人当政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
但是，在纷繁杂乱的现象面前，还是不能不把握住红色家族、红后代、太子党的本质特征，那就是：第一，它们是领导中共暴力夺权的大头目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后裔，第二，它们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尤其是在维持住这个政权、这个体制上高度一致，第三，正因此，在当今中国，它们是最反对根本变革的势力，因为它们就是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离开了这个政权和这个体制，从总体上说它们很快就会风化。
正因此，习近平反腐的局限性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能否触及权贵私有化最大的受益群体太子党。目前反腐成果虽丰，却绝对不足以取信于民。只要为红色家族的腐败留后门，官场腐败就不可能清除。但是，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由他的血统决定的，是由他的施政纲领决定的，因此，哪怕不得已打几个红后代，保卫红色的江山的目的不会改变，为红后代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目的不会改变。这样，他的反腐矛头也就不可能不主要针对官僚系，不可能不用拿大批非红后代来祭旗的办法来力保社稷不失。
这就揭示了太子党和官僚系的深刻矛盾，对太子党来说，这个政权是中共打下来的，但是，“改革开放”后轻易地落入了与打天下无关的庞大官僚群体手里，而且，在他们眼里，这些官僚是那样的贪婪、那样的无耻、那样的没有志向和魄力，迅速把中共政权推向岌岌可危的局面！这种情况激起了红色家族的代表们极大的愤慨和藐视，因此，夺回最高权力后，严打官僚系的贪腐，不能不成为红色家族的共识。
有消息说：
“2012年9月，正值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的敏感关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自9月1日以中央党校校长身分出席秋季开学礼后，便一度从公众视野中神秘「失踪」，原定其间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丹麦首相施密特的会面悉数取消，直至9月15日才又在北京出席中国农业大学科普日活动中重新露面。在被外界看来这充满戏剧性的13天「神隐」中，习近平确在北京与「红后」代表以及山东、华北等地的重要「红后」头面人物会面，据称，除胡耀邦子女外，还包括叶剑英元帅后人、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等等，估计会面人数逾百人，但所代表的「红后」家族成员超过1000人。”
“如此大范围会面尚属首次，据透露，全国「红后」大约有4万人，分为北京和地方，地方「红后」因聚会少、级别低不算主流，而在北京的核心圈子也不过2000余人，其中主张恢复中共正统的「左派」佔85%，认同民主宪政的「右派」佔15%，但后者被认为控制了境外媒体的话语权。而习近平的那一波会面「就是不分左派右派，其中有的是单独会见，有的则是两、三家一起见面」，内容主要就是向各家族说明自己的执政方向以及理念。”
可想而知，习近平上台前消失了半个月，专门和代表几千个红后代的上百个家族密谈，倾听他们的意见，所获得的最大共识应该说就在于此：为了维持中共的执政地位，为了保护太子党的利益，必须毫不手软的严打党政军官僚系的贪腐!
这方面，刘少奇之子刘源以及号称这一代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叶剑英之子叶选宁等人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民主派却只知道习近平也会见了胡耀邦之子，因而对他会立即推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而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里值得注意的几点是：专制权力总是会在体系内继承，传统君主制下直接世袭，现代专制下变相世袭，转一圈再返回也是常态；红后代自己虽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官僚系不顾“江山社稷”的贪腐却恨之入骨，对他们进行大清算既是派系斗争的需要，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官僚系和红色家族、太子党的矛盾由此挑明，从此，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会和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这场假共产之名劫掠国家和全民的闹剧如何收场、以及中国如何回归世界文明主流都高度相关。
4，试说官僚系
任何现代国家都做不到和官僚系统进行全面决裂，这一点，对红后代和太子党来说是悲剧性的。它决定了太子党在和官僚系统的决斗中即使会赢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最终却只能是它的手下败将。关于这方面的论证且待后面分说。
权力从打天下集团向“选贤任能”的官僚转移，是中国自从汉朝开始以来多次重复过的事情。汉朝建立六十余年时汉武帝即位，董仲舒应诏提出贤良对策，要求实行“更化”也即是改革，其用人政策不能再论资排辈，而要唯才是举。统治者用人政策的这一变化，对巩固政权有着多方面效应，首先是国家管理水平大提高，其次是对有政治野心的权贵是一个很大制约，第三使平民中的优秀分子能沿官僚阶级晋升，这对社会秩序化大有好处。但是，官僚系统由此形成后，对社会进步的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官僚文化。蔓延2000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终结。就像毛泽东毕生拼命反孔，指定的国旗还是“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表明他不过是个毛猴子，无论怎么翻跟斗也跳不出儒学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中共“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果，只要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得重蹈“学而优则仕”的覆辙——虽然它的干部政策其实还远远落后于科举制——从而使国家政治再度官僚化。
因此，今日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指依附于官僚制度的几千万公务人员），虽然和帝制时代的官僚系统相隔着巨大的历史断层，但从文化学上说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上看，中国政治的第一大特点是独裁专制，第二大特点就是官僚政治。
官僚制度具有庞大的规模，原因在于，理论上说，每一个官僚的人格，都是官僚制度的化身，那就是，哪怕自己是最低级的官员，只要一有可能，他就会在自己的手下复制官僚体系，因此，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官僚体系就会无限膨胀，一般而言，这种膨胀规模越大，这个官僚体系的生存能力就越强。
因此，官僚体系虽然是应人类社会管理之需而产生的，但当它恶性发展后，就成为这个社会本身的肿瘤。
与此同时，越是成熟的官僚体制对后世的影响越大，留给后世的包袱越重。从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来说，有着如下一些特征：专制化的政治体制，等级化的权力配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差序化的官场生态，形式化的官僚作风，人情化的政治关系，等等。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如此罪孽深重，极端情绪笼罩时人们很希望彻底粉碎它，但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人类社会的管理也确实离不开官僚制度，因此，任何企图彻底粉碎官僚制度的做法，都只能带来更加荒唐、更加恶劣的官僚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今天面对的也正是“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带来的这种历史恶果。
中共本是一个军事集团，摧毁了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器以及官僚制度夺取政权后，这个军事集团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社会家庭一体化的绝对专制统治，从而导致了毁灭一切的“文革”发生， 如前所述，直到毛泽东的以上政策混不下去了，才推出邓小平进行第一次政策大变局，从而以“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官僚系统和令“红后代”“太子党”憎恨的官僚系。
在今日中国这种专制政体下，权力的约束机制比帝制时代还要软弱无力。因为帝制时代的官员都是皇室的打工仔，皇室为了江山社稷还要千方百计约束官员，这种体制下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顾忌，所有官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都像毛泽东一样旁人“莫予毒也”。因此，古时一个皇帝身旁只有一个权臣严嵩、和珅，今日中国则可以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富可敌国的贪官。
关于今日中国大贪官们的身价国际传媒早有大量揭露，这里，我们仅看看如今被习近平当老虎打了的两个人，一个是过去十余年中主宰全国军队的徐才厚，一个是过去十余年中主宰全国政法的周永康。
官媒报到：“今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香港媒体揭露：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嫌前年洗黑钱达100亿(港元，下同)的大陆年轻女子赵丹娜，去年获准以巨额保释金3000万包管候讯，但赵丹娜本年初弃保潜逃。”其他消息证明，放弃3000万港元，在重重关卡的陆港两地全身而退，无人知晓下落，原因在于，22岁的赵丹娜就是徐才厚老婆的娘家人，是替徐才厚家族转移财产的手套，她弃保逃回大陆居然是在驻港部队帮助下进行的。
可以与以上消息互相映证的，是徐才厚仅仅一笔贿款就高达3600万。实名认证为“海口经济学院院长”的学者刘耘在微博上隐晦地透露，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涉收受大陆解放军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3600万元贿赂，经中纪委侦查终结，已于6月9日移送检察机关（此外，还有消息指出，谷俊山贿赂另一中央军委负责人郭伯雄的数额更大——3700万元）。
作为中共军队日常工作实际负责人的徐才厚，十年时间里像这样收受了多少贿赂？
再加上那之前大权在握后的许多年里又收受了多少贿赂？
至于周永康的贪贿问题就更加惊世骇俗！
香港《东方日报》2014年4月21日报道：“ 官方迟迟未公布备受关注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海外媒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指，当局将在五月初公布周永康贪腐案，之所以一再推迟公布案情，是因中纪委在调查过程中，愈来愈多人被牵涉其中，至少有五千人被查、数百人被抓。”
路透社则报道，周永康贪腐窝案，当局至今已经没收了价值至少900亿元人民币（145亿美元）的财产。消息来源透露，中纪委监察部四个月来已经冻结了周永康及其亲友和亲信名下多个中外银行账户，存款总额高达370亿元人民币。另外对北京、上海以及另外五个省份的部分住宅进行搜查后还发现总额高达510亿元人民币的中外债券。调查人员还没收了总价值约为17亿元人民币的约300处房产，价值约10亿元人民币的古董以及字画等。其他被没收的财物还包括超过60辆汽车、昂贵的中外名酒、黄金、白银以及中外货币现金等。
显然，和毛泽东时代比起来，邓小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基础上形成了知识型的官僚系统后，中国才算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回归了世界文明主流，但也因为缺乏制约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贪腐问题。
仅仅从徐才厚、周永康两个贪腐集团看，直接涉及的就是整个中国的两大国家暴力系统政法和军队本身！
如果说从前这两大暴力系统的为恶还打着政治旗号，那么在过去十余年里大家有目共睹，政法和军队已经直接介入民生领域，制造的各种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但是，这里的问题，与其说必须归罪于他们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器抢劫民财，还不如说只是把绵亘了八十余年的暴力机器的罪恶传统发扬光大了，而他们本身也只是这个邪恶的暴力机器的产物。
当然，以上的道义考量绝不在太子党的头脑中，他们需要当心的是，由于周永康曾任地方长官和国企石油系统等部门长官，他所具有的官僚权力基础队伍之宏大，恐怕还要用被查的五千人乘上3位数甚至4位数，这些官僚会怎么应对太子党的严厉打击？
还不要说所有的非太子党的官僚们都会唇亡齿寒因而可能会采取什么抵制、抗拒态度！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军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和徐才厚唇齿相依的大量军官中难免有人铤而走险，而同类情况还有在军队中势力并不比他小的郭伯雄。
这样，官僚系军人在今后和太子党的博弈中会怎么出手，就是一个无法逆料的事情。
可以毫不含糊的断言，从今以后中共军队绝不会是铁板一块，窝里反的事件不仅是他们的心病，穷途末路的方面绝对会不惜铤而走险！
再说，从民主化进程看，和官僚系统进行全面决裂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决定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无论其作用之正反，当今中国的官僚系统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它的正面作用会大大推进民主进程，另一方面，它的负面作用会使民主制度建设极为艰难。从民主政治来说，只能逐步改造今日中国这个官僚系统，绝不可能完全摆脱它。
韦伯认为，所有官僚必须是这样的人：“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这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当然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虽然还远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