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他也正在变成中国的圣主明君吗?
本周一,在中央政治局就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发表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仅忠于党,也忠于古老文化传统的形象。他似乎希望,中国的未来可以融合这两种差异明显的元素。
看起来,他是在宣扬传统明君圣主的愿景。这种君主是英明而坚定的统治者,有能臣辅佐。但这样的愿景与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相去甚远,后者不仅体现在香港眼下的街头示威活动中,也给中国本土的政治活动人士带来了启迪。自从习近平两年前上台后,很多活动人士已身陷囹圄。
“中南海学”是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来解读中国政治状况的艺术,因领导人住在北京故宫旁的中南海而得名。以这一角度来看,本周二刊登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头版上的习近平的这次讲话,在内容和时间点上具有重大意义:短短六天之后,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将召开,而会议的主题将是依法治国。《人民日报》称,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习近平第四次就治国问题发表讲话。
这次讲话不惜花大量篇幅解释,身为革命领袖习仲勋之子的习近平如何理解中国例外论,即对本国特殊性的信念。美国例外论植根于民主革命精神,而在习近平口中,中国例外论融合了摒弃传统的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遗留影响,和深厚传统中的一些因素。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人民日报》援引习近平的话说。“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他说。
在谈到治理国家时,他指出,中国人应该从过去汲取深刻的力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毛泽东通过反儒家思想来炮轰中国历史,而习近平却赞扬了儒家思想。不只是孔子,还有哲学家孟子和荀子,汉代政治哲学家董仲舒和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话,都在他的讲话中频频出现。之前,习近平还借鉴过韩非子的思想。韩非子属于法家,主张铁腕统治。习近平透露出的讯息是,以史为鉴是自信的体现,否则便是自卑的体现。
“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说。“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为了说明自己的治国方略,习近平引经据典:
“民惟邦本”出自孔子的《尚书》。
“政得其民”是哲学家孟子的教诲。
“礼法合治”既是孔子的理念,也带有其后的儒家哲学家荀子的思想。
“德主刑辅”出自于汉代政治哲学家董仲舒。习近平经常引用他的学说。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则是引自唐朝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该书写于公元708到710年,对唐太宗进行了颂扬。唐太宗为唐朝的第二任皇帝,是一名威武果决的统治者,在能臣的辅佐下治理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康晓光认为,习近平强调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这样做不无道理。过去几十年,政府把重心主要放在推动经济增长上,而康晓光察觉到,现在,政府对开展基本的文化变革抱有兴趣。他说,这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新脉络,并称之为“大转轨”。
在今年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网站的一篇文章中,康晓光把这种借鉴古代的新思维和其他一些当代政治思想做了对比,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等。
“随着中国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对自我肯定也有了更深刻的需求,”康晓光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中共“也需要往这个方向靠拢”,他说。“我认为,执政的共产党最终会转向儒家,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撰稿人正在就这种趋势开展辩论。该网站隶属于《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用祖辈留下的思想珍宝向世人传播,构造国民信仰,”一位评论员上个月写道。
在同一篇文章中,国防大学教授颜晓峰表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传承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
“我们承认,儒家等传统思想文化,有历史局限,存在着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颜晓峰说。“我们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叶自成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之所以做出将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与古代文化相结合的言论,是因为感到“就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缺乏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因而需要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
叶自成说,希望“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发掘出新的东西,从而能有更强大的凝聚力,更能影响中国人民的思想”,是习近平“在治国方面最大的不同”。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ylvia Zh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