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文 我跟从恩师杨立新教授从事法学研究以来,曾多次赴东吴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台湾高校访学参会,台湾的大学学术氛围和研讨会举办形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台湾学术讲座的组织形式自由宽松。其大学举办讲座,组织方不会以强制的方式要求某某级学生必须到场,这与以“签到”、“点名”等形式强制学生到会的方式大相径庭。前几日我到东吴大学参加了一个两岸民法学者的高端论坛,可容纳200名旁听者的会场中,大部分时间内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学生,而且每到上下课时间段,学生们进进出出。这种场景在大陆并不多见,在台湾却司空见惯。在台湾,即便是“立法会”、“最高法院”审理和“政府报告会”中,普通民众也都可以进进出出,更何况是学术讲座。
这种“进进出出”的自由源于台湾高校的治学理念。大学服务的核心本来就是学生,不能因为学术会议限制学生的选择权,更不能以学术讲座为名强制学生来听不感兴趣的报告,也赋予了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会场里学生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鲜有人在睡觉或开小差,更没有人在玩手机。相较而言,一千人昏昏欲睡的讲座,与二十人聚精会神地听讲,孰轻孰重,不言而喻。至于听众少是否会影响报告人的心情,那不应该是会议主办人考虑的事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台湾大学的课堂纪律。课堂一直被看作是教授传道授业的神圣之地,迟到、早退、上课玩手机、吃东西等情况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东吴大学的成教授告诉我,学生来晚的,都要在讲台前罚站五分钟以示警告。在他的课堂上,曾有过大陆某教授赴台访学期间因迟到被罚站的先例。
在东吴大学举办这次研讨会开始之前,主办人要各位发言人签署授权书:是否愿意将讲座内容向会场外的学生公开。这个会场中设有两部网络摄像机,教授发言等都会实况传至网络,如果选择不公开的话,该教授的发言将被以技术手段屏蔽。这样一来,即使是有学生因故不能现场参会,也可在网络观看直播或事后选看,这也充分体现出高校学术会议的自由之风格。
其次,台湾学术会议很守“规矩”。台湾高校研讨会都事先设定每人发言的时间,会场内有志愿者敲钟告知时间剩余多少,一旦时间到点,不管台上讲话者是谁,都必须结束报告。大陆则不然,虽事先也有时间安排,但绝大多数的发言者并不理会时间限制,或长或短,或言不达意,往往超过规定时间。主持人也形同虚设,仅作串场之用,毫无控制场面之责。这与大陆社会人情世故有直接关系,发言者不是领导就是故友,主持人当然要顾及面子而免开尊口。我在大陆参加的大多数会议都以延时告终,更有甚者,延时发言后即以某某事为托词离席赴他约,届时在下一位发言之际,各位与会人员又纷纷起座送行握手,会场秩序惨不堪言,令发言者愕然。在台湾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因为对发言人最好的尊重就是聆听,半途离席将被当作大不敬,为人诟病。
守规矩另一种表现是开会时要关闭手机。我去台湾参会多次,从未见过会场中有人响铃接电话。在大陆则基本每次研讨会或多或少都会有人旁若无人的接打电话,即便是有人侧目也熟视无睹。这在台湾将被视为对与会者的不尊重,学术人格将大打折扣。
第三,台湾的学术会议很有仪式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念博士之时,曾接待过台湾大学陈聪富教授和数名学生一行的“两岸硕博论坛”。会议开始前,我带陈教授和学生们在北京游览一日,他们着装非常随意。第二日会议开始时,北京温度三十多度,陈教授一身西装笔挺,领带严丝合缝,台湾来的学生们全部西装革履,大陆与会者和同学则大都穿着随意。且不论学术水平孰高孰低,台湾学者以最高礼仪标准对待学术会议,代表了严谨的学术理念和对会议举办方的充分尊重。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大都缺乏一定的学术礼仪素养。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陆小华也认为学术活动应有“仪式感”,这一点看似无关学术本质,却与之相辅相成。学者的仪式感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人师表。这个“表”既要有学问底蕴内涵,又要有外在体现,既要有行为表率,又要有衣着尊重,只有尊重仪式,才能获得师道之重。二是学术仪式。学术仪式由论文写作规范、语言表达、商榷方式以及衣着尊重构成。我求学的时候,恩师杨立新教授曾多次强调我们在学术会议时必须穿正装,我开始时不甚理解,时隔多年,才逐渐明白尊重与被尊重的深刻道理。
最后,台湾的学术会议很有学术自信。学术自信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术自信来自坚厚的学术底蕴。台湾高校大都不允许教授在外兼职赚钱,著书立说赚取版税可能是教授获利的主要渠道。台湾学者著述周期非常长,往往出一本书耗时多年,在此期间要研究大量国内外资料,所以,台湾学者不出书则已,一旦立说就有可能出类拔萃。
应该说,这与台湾的大学教育不无关系。以法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例,大陆法学研究生毕业论文字数要求为3万字,除去参考资料等论文实体部分不超过2.5万字。台湾法学硕士论文则需要本体部分至少10万字,学生大都花费数年完成,最后成型论文大都在15万字以上。这也能解释,为何大陆高校研究生在研一完成必修课学分后大都跑去工作或无所事事,而台湾研究生则终日泡在图书馆之中。在台大附近的书店,即使是半夜也会有很多学生蹲在走廊上苦读,24小时开馆的图书馆和自习室无时无刻不坐满了埋头苦读的学生。相比之下,大陆学子应该感到汗颜,这种教育产生的差距在起跑线上就拉开了距离,这也是大陆教授难成名家的原因之一。
正是这些看似苦行僧的修炼带来了学术自信,台湾学者不言则已,言则一语中的,往往可以随口精确至某一法条全文背诵,也可将欧美判例信手拈来。台湾教授们在学术会议中表现出来的学术自信带来学术自由。研讨会发言者之间的点评到位,辩论犀利,思维敏捷,参会论文考究,写作逻辑清晰,引据中正,着实令人佩服。
台湾学术研讨会发言者开场题外话非常少,直奔主题,一气呵成。大陆学者开场之际则东谢西谢,言不达意,开场时间过半往往还未进入主题,拖沓冗长,言不及义,这也是学术不自信的体现。在此形势下,难怪有的学者课堂上学生们要“睡倒一片”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