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博友说，胡发云、方方该退出作协。我说我近十年前就已经退出三级作协并奉还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十五年前已经宣布不再参与职称评定。我这样做，只是想安静一点，自在一点，不再陪他们玩那些无聊游戏。但我从未以此来要求同行。而且我只是退掉了作为群团组织的作协身份，并没有辞去我的工作。我一生都在体制内——从工人、到企业干部、到专业作家——但尽可能不让这些妨碍我的思考和表达，哪怕付出代价。我纳税，也尽力用纳税人给我的一点工资，做一点对得起他们的事。
我乐于见到作协和豢养它的制度结束，但是前提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制度——当作家不能靠稿酬生活时，他可以讲课，可以办刊，办学，写肥皂剧或做别的工作。而现在，这些资源都是被控制的。一个好的制度，作家既有创作的自由，也有用各种方式养活自己的自由，更要有出版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一条，让专业作家自食其力有点残酷，就像把失去觅食能力的猪赶出猪圈，而外面又没有自由奔跑的山野也没有了多少吃食。
作协制度，是极权国家的一项重要安排，它把一批有写作才能的人收入麾下，金笼养鸟，好吃好喝好招待，住房，医疗，高薪，盛名，各种补贴各种疗养各种旅游……俗话说，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短。如果为信念，为正义，为一己尊严，一怒之下放弃这些，对绝大多数专业作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夺了他们的饭碗，一些人很可能连眼下的一点良知与勇气都没有了，为生计而去写更加肉麻的东西换饭吃。所以，旁人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只能是为渊驱鱼，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下，也是不甚公平的。
中文写作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一个优秀作家不会养不活自己。而在写作有种种禁忌甚至危险的社会里，这话就另说了。
说了这些关于专业作家的时代困境，但从总体来说，我并不原谅他们的麻木，冷漠，自私与圆滑。一个应该最有性情与热血的群体，这些年来，很少听见他们为苦难、不公、社会正义、历史进步发出声音——这些正常网友都会有的反应，且并不需要他们付出太大代价，但是恰恰他们没有或少有的。我希望他们不要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是政治，这是我们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抄讲话才是政治。也不希望他们说文学有文学的套路。天大的套路，抵不过做人的套路。也不要说“我有缺席的权利”，“我有沉默的权利”……在没有言说权利的时代，缺席与沉默的权利等同于作恶的权利。但历史有它终极评判的权利。前苏联和东欧阵营的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在社会转型之后，都被新时代无情地抛弃了，过着非常落寞清凄的日子，他们最终为自己金丝雀般的安逸生活、为自己的怯弱与逢迎付出了代价。
有些事，做了就做了，有些话，说了就说了，其实也没什么。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戒律比外部的戒律更紧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信条。古语说，己所不欲，无施与人。对我来说，己所欲，也不必施与人。希望大家一起做的，是共同创造一个没有压迫、自由写作的时代。那时候，每一个作家才真正可以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不想说我就不说。
2015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