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图片来自共识网微信公号）
新文化运动并非第一次启蒙运动
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是这样，英国的清教运动与后来的”光荣革命”也是这样，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
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
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
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而来的辛亥革命。
而革命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愈来愈厉害。
事情要从源头讲起。
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
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的”秦制”所取代。
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的对手。
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族”，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
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在法家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术做敲门砖的官僚)历来是不满现实的。
从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朱熹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到明清之际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惊世之言，这种”反法之儒”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
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
然而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他们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义！
——如王韬所言，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信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
当然，这”仁义”不包括国际关系，列强对大清施加的强权政治，不用说是国人必须反抗的。但是他们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他们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讲理；他们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清明……
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国人猛然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
西、儒合力推倒中国两千年的“家天下”
诚如郭嵩焘所言：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郭嵩焘 1818—1891，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图片来自共识网微信公号。）
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没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内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西方践行的其实就是我们”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降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
——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
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同体代表，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
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
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更早的徐继畬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洪仁玕也说那里”礼义富足”、”诚实宽广，有古人遗风焉”。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和徐继畬都为此受到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
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活脱脱一个”晚清毕福剑”！
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一一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
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
这就是中国没有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古儒的理想，据说也是西方的现实)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
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图片来自共识网微信公号。）
“人权高于主权”：谭嗣同的极端阐发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
他们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
“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梁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嗣同，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
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之观点在中国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
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仁学》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
结语
综上所述，”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这种质疑固然流于乌托邦，有了这一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
从”进步的”徐继畬、郭嵩焘，到所谓”极顽固之旧学派”陈兰彬、刘锡鸿，凡是作了中西观察的，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尽管当时公开发出这种”叹羡”的郭嵩焘遭到了整肃，而陈兰彬之流则一边私下同样”叹羡”，一边却积极整肃别人，但毕竟他们也自知理不直气不壮。
随着国是日非、国难日深、民生益艰、民怨益积，公开”叹羡”终于成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