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到十一，大批熊孩子就会出没在帝都的大街小巷。他们顶着从故宫人堆里买来的宫女头饰，拿着塑料小国旗，与提着大包小包的家长一起，一会排成人字，一会排成一字。
在地铁上，这些人会成为一道特有的景观。家长们为了抢座位横冲直撞，孩子们也跟着有样学样的没规矩，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隔着一个车厢互相喊话，一会窜出去，一会又跑回来站上座位。作为家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会挺着一张黑红的脸，露出一排焦黄的牙，用淡淡的赞许目光看着自己的孩子。
中国的很多家长有一种奇怪的自我暗示：自己一旦有了孩子，全世界都得让着我。他们天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就是太阳，你们都得围绕我的孩子进行公转。
他们从未想到过，作为一个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孩童，在公共场合中的很多行为会对正常的成人世界构成干扰。当你对他们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刚才还在扮喜羊羊的父母，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出一副最冰冷、最势利嘴脸，瞥一瞥眼睛说：“他们是孩子呀！”那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干嘛跟孩子一般见识？对不起，我不是跟孩子一般见识，我是跟孩子的家长一般见识。他们是孩子，可你们是成年人啊。
为人父母的义务之一就是要教养你们的子女。但问题是，中国的很多家长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只觉得孩子让自己拥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凭证，孩子是弱者，如果你觉得孩子冒犯到你，而你又不忍耐，你就是恃强凌弱。这种流氓逻辑深植于很多中国父母的心底。所以，在地铁、高铁、飞机、饭馆等等封闭的公共场合，很多孩子都在肆无忌惮不受控制的大喊大叫，左冲右突。一旁的家长总是默许甚或鼓励。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会变成和他们父母一样的人，缺乏最基本的教养。
或许也不能全都怪罪到他们的父母身上。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父母根本就不是成年人，只不过长了一具成年人的躯体，生理上具备了繁衍下一代的能力而已。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还是童稚化的。
这与整个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中国其实并不鼓励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独立思考、批判和反省的能力、关注公共事务、有教养、知道自由与自律的边界、守法知德等等，这一切其实都在人们的成长期间默默地被消解。
中国的环境希望人们具有成年人的身体工具性，可以工作、劳动、赚钱，但是思想模式最好始终封冻在童年的状态中。从官方层面讲，他们认为这样最安全；从家庭层面讲，在父母那一代看来，这样的人是“听话”的。所以一代代人都变成了一个个伪成年人。我们所遭遇的那些孩子的吵闹和扰乱，都是父母不作为引起的，或者说，都是由大婴儿照管小婴儿引起的。
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明确概念。
很多人不知道在公共场合的礼节、规范、自律应该是怎样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长椅上躺着睡觉，在地铁上用大包小包堵在门口，甚至鼓励孩子随地便溺，哪怕旁边就有公共卫生间。他们不以在公开场合敞露自己的私密行为为耻，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在侵犯他人。
直到特别晚近，我们的生活中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私密空间。之前，“私密”是一件暧昧的事情，在一个讲究集体概念的国度里，谈论私密，近乎忤逆，它似乎一直联系着某些不可告人的事务。后来，在政治层面上，私密渐渐脱敏，但在经济上，私密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在穷困之中，追求私人空间如同天方夜谭。
而如果私人领域一直无法理直气壮地言明权利边界，那么公共空间自然更加无处构建。所以，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被置于一种混沌之中。在这样的渊源之下，我们单独去强调私德、公德、教养和素质都是无效的。
你可以在私密空间内和孩子们嬉闹玩耍，玩得多疯都是你的权利，但在公共场合，这是不得体的。公共场合秩序的底线是自己所做的事不打扰他人，不入侵他人实体或者虚拟的边界。而并不是天然认为自己所热爱的就是他人所乐于共同分享的——
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和那些鼓励孩子在地铁上大喊大叫的父母是一样的，他们用最鲁莽和粗暴的方式入侵了他人的空间，却完全不自知。当你和他们讲述这一切，他们反倒会产生最深切的不解。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那么天真烂漫，你为什么觉得厌烦？这就相当于那些广场舞大妈觉得自己身姿如此曼妙，音乐那么悠扬，你们不随我起舞也就罢了，竟然还责难我？
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只能明白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界，比如没有我的允许，我的房门你进不得，我的钱包你拿不得。但那些具有意义但缺乏实体的虚拟边界，在他们眼中被视同无物。比如在公共空间要保持安静的标识，比如在马路上不能实线变道，不得越过双黄线，等等。在中国司机看来，线就是线，压过去你能把我怎样？
在当下的环境中，奢谈别的大道理都是妄想，我们只能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从头建设。比如，让那些家长管好自己，再管好自己的孩子。
所有熊孩子背后都有默默鼓励他们的熊家长。这些家长最应该明白的是，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太阳，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没有义务围绕他们公转。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才能有基础去谈论更多的问题。
本文由作者《中国新闻周刊》主笔 杨时旸 授权罗辑思维发布，选自作者豆瓣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