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甄鉴
破土编者按：近日，全面开放二胎引发全民热议。妇女的生育自主权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二胎政策被认为是国家将女人的子宫退给了父权家庭，而妇女由于「生两个」而需要面临更沉重的母职劳动与职场性别歧视。甄鉴在本文中指出，这样的分析实际上遮蔽了阶级和城乡的问题。开放二胎是一种化解城市中产阶级生育危机的父权解决方案。这场生育危机实际上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社会阶级与城乡关系失衡导致的社会焦虑。尽管城市中产阶级妇女受到来自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迫，但透过家务劳动的市场化，这些妇女能够把母职外包出去，「生二胎」代价便被转嫁到都市基层妇女和农村妇女身上。
近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一出台，即刻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许多女权主义者担忧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可能将女性推入一个更窘迫与糟糕的境遇——因生育带来就业歧视、成倍叠加的无酬家务劳动、以及性别歧视的加剧——最终，女性生育权依旧被玩弄于国家—家庭父权的股掌之间，无法实现自主。本文希望能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开启对这项政策的检视。这一打着「解决人口老龄化」旗号而出台的「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实质不过是——借助一套针对城市中产阶级生育危机的父权解决方案来化解当下社会阶级与城乡关系失衡导致的社会焦虑。尤其在这项政策刚出台的此时，我们是否可以将目光不单一聚焦在那些直接受到该政策影响的女性身上，而尝试将其置之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场域中检视并讨论该政策可能导致的更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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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的寥寥几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仅从字面上看，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似乎只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并无涉及城乡、阶级差异。然而，简要回溯中国实施三十多年「一孩政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从1979-1984年间有过短暂的城乡共同实施「一孩政策」的时期，但随着政策调整，各省陆续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并且大多省份针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村家庭实行只有一个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政策（也称「一孩半」政策）。在这三十年间，大多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层面，或至少在实践层面上，还是有机会实现二孩或是多孩的养育。伴随着一套「优生优育」国家话语，「一孩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对象是城镇居民。尤其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单位制」对大多城镇居民的生活还产生着巨大影响，城镇育龄夫妻一旦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将面临彻底失去工作难以生存的风险。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得以进一步加深和确立以及逐步瓦解的「单位制」，加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城市里出现了不受单位限制的新富阶级，他们只需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养育二孩甚至多孩变得完全可以操作与实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张艺谋缴纳748多万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的事件。
城市妇女，亟待被开放的子宫
如果对于农村居民与城市权贵/新富阶级而言，即使在原有政策之下，养育二孩或多孩本就是个可以操作为现实的情况，其实，无论是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还是近期「全面二孩」政策，其最主要的目标群体直指的是这片生育低洼地带——那些正处在育龄年龄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些城市中产阶级主要的构成便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由城市家庭一孩制推行被称之为被父母、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六个人一起宠坏的「小皇帝」、「小公主」；同时，也包括那些农村长大通过求学就业获得城市身份和1979年一孩政策实施前出生城市非独生子女群体。一方面，三十年过去，这一代「一孩政策」下出生的「小皇帝」、「小公主」们逐渐进入育龄阶段，一种关于「独生子女苦」的说法又开始散播开来。这套说法旨在批判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并且将本该国家与社会承担老龄化的代价转嫁给家庭。而独生子女一代被视作为这一代价主要且压力最大的买单者，最典型的抱怨莫过于「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的说法。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选择晚婚甚至不婚或是进入婚姻状态选择丁克或是只生一个孩子，这一代独生子女也饱受指责。当今社会对于城市大龄「剩女」的污名与贬低就是最好的例证。于是，在老龄化问题与城市中产生育危机夹逼下，一个双面讨好的「全面二孩」政策应运而生。而这项针对城市中产阶级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将继续利用「生育」这一手段来规划并实施著有关这个国家未来人口的想像，这个想像兼具拒绝与接纳的双重意味。明面上强调全体国民对于老龄化社会一致抵抗，显然，老龄化意味着垂暮，没有未来；而暗地里涌动的则是国家试图将新生代人口控制在合适的阶级与城乡比例之内，而这个「完美」比例的实现亟需动员的是低生育率城市中产阶级。而这种生育召唤最有效的动员之一便是他们的孩子将不再重蹈他们这代沉重赡养压力的覆辙：多生一个，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就减轻了一半。
毫无疑问，这套关于人口未来的设计充斥着父权，它继续控制了女性这一社会主要生育者群体的生育权。当社会需要控制人口保持经济增长时，无数女性的输卵管被强制要求紧紧结扎，无数女婴面临被抛弃甚至谋杀；而当社会需要大量新生人口抵抗老龄化问题时，女性们则被要求开放她们的子宫，义务为小至家庭大到国家生育更多的后代。放眼望去，当下黄金档时段时常充斥的各种家庭伦理剧，无论冲突种种，最后不都是以剩女嫁人，丁克生子，夫妻团圆，代际矛盾化解这类大团圆微笑结剧。女性牺牲自我事业、身体以成就家庭的重要桥段无不都在爱或是所谓幸福美满的物质生活的包装下合理地被遮盖或消解了。
但是我更加担忧的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于女性生育自主权的持续规制或者是城市女性在职场（公领域）遭遇的歧视与不公，而更在于随着「二孩政策」的持续推行，社会阶级固化可能进一步严重，进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处于更不均匀的状态。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开放的可能是城市女性的子宫，带来的是家务、照料劳动私有化程度的加剧，而最终付出更大代价却是农村或是城市基层居民及其她/他们的下一代，而她/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极可能被理所当然地不可见。
可能被二胎政策牺牲掉的基层妇女
较之农村居民或是城市权贵/新富阶级的同辈，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们面对是否选择生二孩这一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甚至果断拒绝。新自由主义理性早已让她/他们学会了精准计算如何实现自己以及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一旦增加一个孩子，自身家庭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是否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是否会对当下享有的生活条件造成负面影响，是她/他们对实施该决定的重要考虑。更不要说，那套「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育儿说法，早已让城市中产阶级们在是否选择生二胎问题上「自觉」形成了一种自我规训与自我审查：随意生育就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而「全面二孩」政策旨在鞭策城市中产阶级快速进入社会再生产领域。毕竟城市权贵/新富阶级仍属社会少数，城市中产阶级才是真正能为国家培养出数量庞大具有「素质」和「竞争力」的下一代劳动者的中坚力量。而这般关乎国家未来的大事，那些视为「低素质」的城市基层居民与农村人显然不被视为可依靠的对象，即使二胎实践早对他们敞开。
实际上，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大可不必太为二胎之后是外出工作还是回家恪守母职这事过于劳心费神，因为新自由主义父权国家或许早就为城市中产阶级女性预备好相对自由进退两可的方案。香港与台湾早已在相关政策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成功表率」——利用跨国劳工外包，大量来自东南亚女性来到香港和台湾替代本地中产阶级女性从事家务、照料劳动，而本地中产阶级女性得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作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女人可以仰赖被剥夺公民身份与权利的外籍劳工，来帮助她们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经济权与工作权）。尽管，引进外劳或许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并非一个合适的政策，但是别忘记了，我们还有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我们也不难预料，不久的将来，城市中产女性逐渐更多的倚仗那些处在经济与文化边缘地位的，或者更准确些说，「低素质」的农村女性或是城市基层女性来满足她们的工作机会，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工作机会对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而言确实十分必要，她们绝不是单纯的受益者，她们也是资本主义父权体系下的受压迫群体。
在生育自由的话语之下，一旦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可以破除自身家务、照料劳动的迷局，某种程度而言，她似乎便可以部分享受生育自由以及进入公领域。而这样的设想往往遮蔽了阶级与城乡问题，女性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而真正被纳入考虑与关注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因此，针对「全面二孩」政策的讨论不能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妇女面临的性别压迫，也不能停留在家庭场域，例如那些呼吁给男性放产假或育儿假的政策，而应该置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场域去考察它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一旦城市中产阶级实现普遍二胎，中产阶级女性难以平衡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时，家务、照料劳动的私有化与商品化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或是城市基层女性服务于城市中产家庭，那么她们自身的母职又该如何转移？相比于那些城市中产阶级不输在起跑线上下一代，城市基层与农村居民的下一代面临是缺失不仅是父母养育，还面临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她/他们的未来会是何种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