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游览乌镇。摄：Alexander Astafyev/Sputnik/AFP
12月18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落幕。
这场大会很是热闹：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们悉数到场；国外的知名互联网企业也有不少派出代表参会，像领英（LinkedIn）这种为中国市场专门推出了阉割版服务的更是直接由联合创始人参加；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外政要、国际组织代表、企业家、院士学者在嘉宾名单中。在社交媒体上围观的普通网民，则对会议现场传来的照片进行了PS狂欢，他们的主要关注点都在照片中的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刘强东、周鸿祎……
的确，这些执掌着巨型互联网企业的亿万富翁们是今日中国的明星。但是，马云和雷军们并不是互联网大会的中心。他们在乌镇，只是为了给另一个人当配角。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在这场由网信办（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大会上，中国政府是绝对的主角和核心。而中国政府举办大会的核心目的，要抛出的核心议题，并不是商业媒体和科技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战略、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初创企业等等。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核心在于两个字：外交。其他一切都是为了这两个字服务。
会议召开前夜的另一场胜利
去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时，习近平曾发去贺词。今年，习本人亲自出席并发表了主旨演讲，表明其对大会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
习近平演讲的主体内容是“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这也正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核心主旨。中国政府希望在全世界推广一种新的网络治理理念，这种理念的第一要义是“尊重网络主权”。具体而言，也就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出意外的，此次互联网大会最重要的座上宾之一、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发言中呼应了习近平的主张。
中俄两国在推广这一治理理念方面是紧密的伙伴。巧合的是，就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中俄及其他一些盟友国家在另一场重要的互联网治理国际会议中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外交胜利。
12月16日，“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十年审查进程高级别会议（WSIS+1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幕。顾名思义，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审查十年前召开的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成果落实工作。会议的审议结果虽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它作为重要的联合国文件，对于世界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
中俄等国在会议上的成功，是历经半年的会议协商、讨价还价后，成功在最终发布的文件中加入了“多边”（multilateral）一词。这个词曾在会议上引发西方一些国家政府、企业及公民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
去年，巴西曾主办另一次重要的世界互联网治理会议：NetMundial，有来自近180个国家的代表参与。在那一次会议上，中国就力推“多边”这一概念。但是最终出台的决议中并未包含这个词，中、俄、伊朗、印度等国因此拒绝在决议上签字。
这一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也使用了“多边”这个词：“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为什么这个词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个词的使用标志着中国推广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外交努力取得初步胜利？
多边 VS 多利益相关方
在世界互联网治理体系中，与“多边”相对的一个词是“多利益相关方”（multi-stakeholder）。
这两个看起来只有微小差别的词，意味着迥然不同的治理体系。
“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目前为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所认同和接纳，它的核心理念是让和互联网利益相关的所有方面都坐在一起，以平等、开放、透明的方式共同商议互联网的发展。这些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工程界、学术界、公民社会团体、普通网民等等，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也因此，一些人将其称之为“分散／分布式”（distributed）的治理模式。
与之相反，“多边”模式的核心则是由各国政府主导决策。各国可以对互联网治理模式作出各不相同的决定，并且互相不得干涉。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称，这种模式虽然也允许各方参与，但却给予了政府更多的特权。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多边的言下之意就是政府制定规则。”
从两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嘉宾构成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多边模式的影子：政府绝对主导，同时邀请对华友好的国外政要、商界大佬，以及有选择性地邀请学界和科技界领军人物，再找一些中外大学生来凑个热闹。至于公民社会团体，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两种模式分别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举例来说，如果“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真的得到了很好的执行，那么美国NSA的大规模监听行为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平等地对其进行监督，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可以向美国施加强大压力，企业可以拒绝配合政府的要求，公民社会团体可以持续发声和行动。而如果“多边”模式得以实行，那么NSA式的监听可能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政府在网络治理中享有了主导地位，公民社会团体和普通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而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又无权置喙。
值得一提的是，现行的联合国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多边”外交模式。《联合国宪章》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包括主权平等、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等。也因此，宪章被中国政府频繁征引，作为支持互联网多边治理体系的重要论据。在这次互联网大会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就明确提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网络空间。”
“第二届第三世界互联网大会”
为推广多边治理模式，中国政府不仅在联合国及其他国家组织的世界性会议上不遗余力地开展外交行动，同时也在本土创造了外交主场，那就是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对这次会议的讨论中，有人揶揄：虽然来了不少国家政要，但看起来都是来讨要经济援助的。有人创造了段子：“首先热烈祝贺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这次规格够高，习大大都出席了！不过我看来看去，总觉得好像标题错了，经过反复对比资料，才知道原来漏了两个字—第三！应该是第二届第三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来中国的那几位某某斯坦就够我恶补地理的了，NND，中国一定要强大，以后发达国家开会咱也不去。”
的确，DT财经做了个统计，以12月2日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15年衡量信息社会发展报告》衡量，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要国家中，只有8个互联网水平高于全球均值。
这固然说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多边方案不买账，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策略：团结那些渴求经济援助，或是对西方民主深深疑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网民创造的另一则段子将其生动描绘为：买高铁送防火墙。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在WSIS+10的外交胜利，就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这种联盟。现在已经有134个国家的所谓“77国集团”在谈判中力挺多边模式。
习近平在演讲中说，“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谁是这里的“大多数国家”，显而易见。
官方学者也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国的外交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习近平提出的四项原则，“让人想起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今天，一个是60年前，一个是针对虚拟世界，一个是针对现实世界，一个四项原则，一个五项原则，都强调尊重彼此主权、和平共处，都旨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互联网治理的四项原则，使人类互联网治理理念迈向崭新的高度，有望成为互联网世界秩序的定海神针。”
将互联网大会和万隆会议相提并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万隆会议的背景是二战之后此起彼伏的民族独立运动，而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背景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蹿升，成为新增上网人口的最主要来源。万隆会议针对的是殖民主义、美苏霸权，而今天的互联网由于历史原因，也确实依然是由美国主导。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而重要的差别。今天的美国在互联网上并不具备六十年前的霸权地位，殖民主义更是无从谈起，冷战也早已结束。相比之下，今日中国的地位则要比万隆会议时提升了许多。它早已不是那个尚显羸弱、急切希望融入世界的初生政权，而是一个经济崛起、政治上跃跃欲试的大国。一个例子是，现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的就是中国人赵厚麟，他的当选自然有政府的功劳，而他在这一位置上也势必将为中国推广多边模式的外交努力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
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因其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积极意义，曾经获得西方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今天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反抗的和支持的又是什么呢？
（方可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读博士、原《南方周末》记者，著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