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该有30年没见了。
接到X的电话时, Q一下就想起朗诵会的一幕。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了，他们都在南方某个省会的那所著名大学就读。除去宋朝的包丞相、晚清的洋务大臣，还有糊辣汤，那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都乏善可陈。他们读书时，这所以理工科主导的大学却声誉卓著，尤其是他们的那位副校长，更是全国知识青年的偶像。他是个天体物理学家，却常发表关于民主、自由、改革的演讲。他就象是失落的“科学”与“民主”的共同化身。
Q来自北京，学的是物理、着迷于时间的指向，但身上的文艺气质却盖过了一切。在校园里，他弹吉他、写歌、举办文艺演出。他和X就是在一次诗歌朗诵会后认识的。那次朗诵会原本要取消的，这所大学的活跃气氛已引起了教育部门的不满，他们想压制这种趋势。不过，Q还是决定不理会，在舞台上他朗读了一首北岛，具体是那一首，他已经忘了。这或许就是80年代的典型气氛，限制与禁忌仍无处不在，人们却有挑战与冲击的欲望，而且大多数时候总是成功的。
朗诵会结束了。X冲到Q面前，大谈他对北岛、食指的感受，似乎还说起西单民主墙。他是北京来的新生，至少看起来，充满了改造社会的渴望，他的声音很大，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观点有种表演性的大胆。他们成了朋友，分享了一段不咸不淡的青春时光。
接着，Q出国了，他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里继续攻读物理，继续着迷时间的指向。直到1989年，他生活改变了。面对北京学潮，原本松散的海外留学生获取了新的凝聚力。这凝聚力因为被全球的电视新闻网转播的血腥现场，达致了顶峰。Q先是加入了一个全美的留学生组织，然后象没头苍蝇一样回到了惨剧之后的中国。他有一笔募款，想交给受害者。在滞留期间，他也听说他的鼎鼎大名的校长，成了通缉对象。
未曾想这是他最后一次中国行。回到美国后，他丢下了物理，进入一家人权组织，协助过中国外交官的叛逃，收集遇害者、受害者的信息，想尽方法给他们提供微薄的帮助。他也定期去美国国会、日内瓦的人权会议，营救异议分子，他成了一名活跃的人权活动者。天安门事件激起的情绪逐渐消散，义愤填膺的人们又回到了习惯的轨道。他成了一小群坚持者中的一员，上了黑名单，再不能入境。
我两年前认识Q时，他已离开了那家纽约人权组织。他在西岸一所以反抗精神闻名的大学教书，他教授学生们如何运用数字时代的抵抗与行动。他也编辑一份网络杂志，汇集被中国官方审查与删除的敏感新闻。他的黑发整齐地盖在头上，象是七十年代的功夫明星。他身上总流着淡淡的疏离、感伤，但在几杯酒、或是逐渐相熟后，又绽放出强烈的热忱，即使他已年过五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还是轻易的可以辨认出那个文艺青年的形象。
我们常在午后喝咖啡，说起往事。这加州的阳光过分明亮，以至于让一切沉重的回忆都显得不合时宜。他不是那种典型的流亡者，他在这里创造了新生活、新身份，他也没有多么惨痛的个人经验需要被修复。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更象是他的一场青春冒险，他的单纯、敏感与正义感，让他卷入其中。但他首要的需求仍是个人的独立性，他不愿意成为任何历史潮流的牺牲者，也不愿意让人生被简单的标签所涵盖。如果一定要使用“流亡”的这个标签，他宁愿称自己是“self-imposed exile”，这是他的自我选择，而不仅是被迫之举。
一些时候，他还是抑制不住的感伤与愤怒。他如此强调个体性与丰富性，却要被迫让自己的一部分的消失。他在80年代的中国的经验，90年代在纽约的努力，似乎都从此刻的生活中斩断了。倘若不是我这个外来者的追问，他可能也很少主动回忆。然后奇妙出现了，遗忘已久的人与物突然涌出来，这些碎片彼此勾联，甚至创造出一个层次复杂的世界。一些时候，你难以辨别它是真实还是想象的。过去，就像未来一样，都是崭新的。
“他反复和我说，让我儿子去北京找他，他要带他去好好玩，要告诉他，不要象他爸爸那样去搞革命”，坐在沙图克街上的一家意大利咖啡馆里，Q说起与X见面的情形。Q离开了中国，也被中国拒绝。X留了下来，在90年代的经济起飞中分得一杯羹。Q还记得，曾在闹哄哄的纽约街头接过X电话。X正在伦敦旅行，打个电话来慰问老同学（回国后，电话就不方便打了），真可惜中国的好日子你是过不上了。电话里，Q听出旧时的亲密感。不过，X再没兴趣谈论北岛了。
这次见面，亲密感却奇怪的消失了。似乎不由自主的，X就要否定Q的人生。尽管他为自己的在卫斯理学院上学的女儿倍感骄傲，却对现行中国的一切辩护，并随时准备攻击美国。他也有意无意地谈论他在北京的那套关系网。他似乎在作出某种确认，他的人生是正确的。
不过，X还是准备去那个沙漠中的大学去拜访昔日校长的遗孀。他们的校长已在两年前去世，他作为一名流亡的科学家与人权活动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而他们风云一时的大学，也再不复昔日的光彩，一切都复归平庸。
对于Q来说，X执意的拜访中蕴含着别的东西，与他表现出的自得截然不同，似乎那个熟悉的X又出现了。那个光彩四溢的时空又浮现出来，尽管它是那么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