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动
香港旺角新年夜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香港一群学者及专业人士日前发起联署，要求政府就上周的旺角警民冲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经过的真相、成因，以及如何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他们认为，50年前的弥敦道骚动事件，港英政府尚能成立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就事件的成因作出分析，其后亦接纳报告建议，改善沟通，完善施政，今日的政权为何不能？
这封联署信的要求无疑非常合理，独有一条，即联署者将北京的政治代理香港特区政府与港英殖民政府相比，实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北京是香港六七暴动的背后靠山
不少中国大陆人对香港六七暴动完全陌生，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先简介该事件。
1967年5月6日在香港开始的“六七暴动”，因各自立场不同，亦被称为“六七左派工会暴动”、“香港五月风暴”，参与者自称为“反英抗暴”，其起因是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大有街的新蒲岗塑胶花厂发生的劳资纠纷。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出现暗杀名单、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还有逾800人受伤。
这一持续7个多月的“反英抗暴”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比如5月7日香港工人、工联会代表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时，仿照大陆文革，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中国共产党口号。香港左派的行动则接受北京指挥，并与中国内地相呼应，大陆不少城市都出现了支援“香港抗暴”的游行示威，英国驻华代办处亦被红卫兵捣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力行径，数日后，其本人与堂弟被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这次暴动的标志性事件。直到12月中，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方告终结。
这段历史，当年六七暴动的参与者并不隐讳，多本书中有所介绍，比如《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等，只是随着港人对回归后政情的感受之变化，六七暴动所获评价越来越呈两极化。
香港六七暴动与旺角警民冲突有哪些不同
六七暴动的参与者都是亲近中共的香港左派人士，但因各人后来境遇很不相同，在回忆这段历史之时，对运动的评价不完全相同；但所有的回忆中，以下历史事实却是板上钉钉：
一、中共政府与香港左派是上下级组织关系。
自1945年“香港重光”以后，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在香港开始活动，例如成立工会及组织工联会等。1950年代，随着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大量中共政工人员进入香港活动，与留在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形成对峙之势，造成香港左右两派对立。香港人的所谓左派即指亲共人士，右派为亲国民党人士。
香港文化界与传媒界左派人士，以及香港工联会等左派组织接受中共领导不是秘密。原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1989年与中共决裂之后，著有《香江五十年忆往》，述及当年中共在港地下工作不少细节。就以六七暴动为例，左派阵营5月16日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以下简称“斗委会”，成员104人），主张以“武装斗争”手段反对英殖民统治，其负责人是香港工联会秘书长杨光。斗委会成员从不讳言自身的实际领导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名在香港运作、设在广州的情治机构中共港澳工委。曾获“六七暴动旗手”之称的杨光，在2001年由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理由是杨“对劳工运动的贡献”。
二、北京从舆论、行动上对香港六七暴动给予支持，不断推波助澜。
六七暴动不仅得到香港老牌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的持续支持，还得到《人民日报》的强力支持，例如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报》曾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论。
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直接出面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港英政府48小时内取消对3家港报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8月22日下午48小时时限一到，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代办被红卫兵殴打，并被强迫向毛泽东像下跪，代办坚决拒绝。
暴动期间，周恩来多次直接下达命令，规定行动原则。5月16日，即“斗委会”成立的同一天，在中共政府组织下，北京40万群众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在游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游行队伍须恪守“不冲、不进、不砸”。7月1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对香港“不动武”。
与50年前的六七暴动相比，2016旺角新年夜警民冲突中，被指袭警的本土民主前线，其实是一个在香港雨伞运动后成立的小型组织，成员只有60人，其中90%的成员都是“90后”。从组织的严密性来说，远比不上六七暴动中的各种左派组织；从其背景来看，毫无任何“境外势力”支持。虽然喊出“以武制暴”的口号，但其武力行动只不过是扔石头砖块及用棍棒袭击之类，与六七暴动中那种大规模放置炸弹、暗杀的暴力程度相比，其差距不啻霄壤之别。
但是，特区政府在回应联署信时所称二者有差别，不是指暴力程度及境外势力支持这方面的差别，应该是指性质：六七暴动由中共领导，反的是港英政府，因此被看作是“反英抗暴”的爱国运动；而此次本土派反对的是听命于中共政府的香港特区政府，因此是暴乱。
殖民统治与极权统治应对政治反抗时有差别
再回到本文开头我提出的问题，即联署者将北京政权与港英政权类比，是混淆了两个政权的不同性质。
大英帝国建立的香港殖民统治，其本质与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相同，比如甘地领导非暴力抗争的英印殖民政府。历史也表明，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也不时脱轨发展至暴力抗争，引起英印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但不管怎样，在对待政治反抗者的处置上，英印殖民政府与中国的暴政还是有极大差别。对这一点，没领教过中国式暴政的西方人也许不清楚，但挣扎于极权统治暴政之下的中国人却非常清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所谓英印殖民政府的文明、法治与进步。在中国，甘地式反抗绝不可能成功。
这种认识其实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就有了。比如鲁迅就说过，“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日语，戏场），就毫无成效了”。在鲁迅看来，如果甘地是在中国的监狱中绝食抗议，结局一定会是这样：“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鲁迅生活的时代，人类还未发明出鼻饲这一灌食方法。他如果知道今天中国反抗者连绝食的权利都被剥夺，恐怕无语以对。
极权政府的逻辑从来就是：只允许本党用暴力镇压所有反对者，决不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对本党说不。因此，中共对当年自己策划支持的香港六七暴动，尽管炸弹事件与各种暗杀不断，死亡人数高达51人，却硬是用无数说辞赋予其政治正确性，为其戴上“反英抗暴”的爱国主义花环；今年旺角警民冲突，尽管其规模与冲突激烈程度远逊于50年前的六七暴动，没有一人死亡，却硬被冠上“暴动”之名，对参与者必欲严惩而后快。同一政权对相隔50年的真暴动与小骚乱的态度如此不同，只因中共在这两次事件中的角色不同：在六七暴动中，中共是反对阵营的大后台；如今中共易位，成了被香港人反对的特区政府之后台。
香港特区政府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一国两制的产物，在处理旺角事件参与者时，必须在香港民意与北京上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否则只会将香港置于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 2016年2月5日—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