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拒绝了政权的谎言，保住了香港的光明。香港人得以用行动，再连结为一个希望的共同体。“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摄：吴炜豪/端传媒
曾在内地被扣查的铜锣湾书店店员林荣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讲述了他过去七个月内被软禁拘押、不得联络家人和律师，并被要求交出书店读者订书资料的事，等于完全推翻中共官方的原有剧本和台词。这无疑是一颗真实的巨大炸弹，炸开了独裁政权的谎言，也在香港人心中炸开了一个真实的领域。
当仍受著“保释候查”威胁的林荣基，手持铜锣湾书店的读者订书资料，踏上火车准备回到大陆，把这些资料上缴给权力机关时，心中是转过了怎样的念头，才让他毅然折返，向世界公开他的经历？他眼前必然曾经存在一个世界，一条权威的路径，他本来是沿著那路径的指示回港，向警方销案，对传媒不发一言。他本来几乎要选择向权力屈服，活在那个布满谎言然而可能保住自身平安的世界里。他回港两晚都没睡好；但他仍有足够意志，选择了另一个光明的世界，把话说出来，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
香港人，不熟识中共式权力斗争，几曾识干戈？然而近年我们都感受到谎言的威力，那就是巨大的疲累与虚无。看禁书的港人其实没有很多，但确实很多人关怀过铜锣湾书店五子，做出过游行、联署、撰文、行为艺术、网上逐格比照电视认罪的穿崩位等等行动，连政府的新街道在脸书招名字，都有人留言“铜锣湾五子响边道”，获逾千赞好。港人与国际的关注下，其中数人得以回港，但他们回港后都明显处于一种谎言的系统中，港人心知肚明，但是不禁黯然，我们想保护的人，被极权阻隔开来，咫尺天涯。汉娜鄂兰说过，极权最恐怖之处，就是让人们处于孤立隔绝的状况，认定自己无力对抗。所以林荣基的抉择，分外让我们感到，“站在一起”是多么困难的抉择，而正因其困难，它又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乱世来临，每个人都将遭遇巨大的抉择难题，正义与邪恶，生与死，不再是电影中的虚构情节。林荣基当然已经领受过死亡的威胁。好生恶死本乃人之天性；而历史上，人性确曾一再达到“舍生取义”的高度——“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这是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的最后自辩。苏格拉底以死亡去捍卫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而在是次事件里，把读者资料给予权力特务机关，显然是不义的；参与巩固整个集团被失踪的谎言剧本，显然是不义的。而林荣基，一位书店业者，被屈颖妍嘲弄为“书业偏门”的禁书书商，一个年届六十的灰发叔叔，就此达到了苏格拉底的高度：他拒绝了政权的谎言，也就是拒绝了不义的毁灭；保住了自己的人格，也保住了香港的光明。
林荣基的所为，恰如捷克前诗人总统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描述的：“他撕开一切，而颠覆了权力的结构。他证明了活在谎言中，就是活在谎言中。他从高耸的正面直接打穿体制，让权力的真实基础脱然于世。”仅仅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可以动摇整个体制，因为“他向大家显示，在真实中生活是可能的。”
活在真实中
香港身处极权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交界水域，总有人相信可以周旋在极权与民主的规则之间存活，懂得揣摩生存之道，自诩为聪明人，社会上谓之“sophisticated”，是一种褒赞。对于林荣基的行动，陈云就评为幼稚不堪一哂，嫌他没有和美帝结盟，没有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才开口。是呀，林荣基竟然没有先逃出香港到安全的地方才发言，竟然说视香港为家没有打算离开，真是天真得令人吃惊。他竟然相信，香港可以保护他？还是他认为，即使无人可以保护他，他都要把话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天真、这不顾自身，才引发这么多香港人血性上涌，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他。香港人就是不想再要那种sophisticated的明哲保身。所谓觉醒，就是发现，勇气，才是存在感的根源。
这么多香港人为林荣基的勇气激动，是因为林荣基以一个活生生的平凡人，具体呈现了香港人的集体欲望：在真实中生活。在真实中生活，本是平常的；是因为遭遇极权，它才成为这样巨大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希望可以展示生命的本质，即朝向多元、多样、独立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组织，亦即朝向人类自身的自由之完善；拒绝极权所要求的服从、统一、纪律。极权与自由的欲望天然冲突——因此抱持这种欲望的人必然涉及真正的政治，但他们多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不感兴趣。
关于极权的谎言，韩国电影《逆权大状》中有一段简单而极端的展现：特务机关要把大学生屈打成招为共产主义份子，那些也是“几曾识干戈”的大学生，根本不懂得答出极权想要的答案。及至于屈服，与其它受刑的同伴一起对口供，却是怎么都对不起来，因为那是虚构的谎言，就如要在身体强行植入一个外来的器官，自然出现排斥反应——而痛苦的是谎言必须通过集体来完成结构。当它结构完成之时，极权就已渗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每个细节都要求谎言的供奉。
对此，我们应该再认真读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哈维尔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包括任何个人或群体以任何形式反叛于操控：“从知识份子的抗议信到工人的罢工抗争、从摇滚音乐会到学生示威、从拒绝参加选举闹剧中的投票到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公开演说，或者甚至绝食抗议等。”正因为极权的操纵意图压制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自我完善的目的，那么反过来证明了生活中每一个自由言论，都在政治上对极权体制造成间接的威胁。每一个不同领域的多元实践，都在挖走极权高墙的一块砖，因此写作、唱歌、游行、绝食、暴动都不应被斥为无用。归根究柢，最重要的信念是，相信真实生活中的公共、开放、流动、多元可以渗透社会，让我们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而非政治权力的更替。真实的力量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哈维尔精确地指出，极权社会意图毁灭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因此我们亦不可抹煞自己内心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之呼声，并应以自身的行为去呼应：林荣基已经负起了他的道德责任去揭穿极权的谎言，那我们又该做什么来与他同行？
“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活在真实中，与极权和谎言对抗，需要付出代价。犹记得程翔先生说过，共产党最坏的地方就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评论人长平就因家人被公安胁迫而选择与家人断绝关系，令人感佩悚然。在极权的蔓延中，面向公共与真实，也同时会导致个体与家庭或社群的割裂。林荣基也一样。在如此关口仍以林氏家庭与情感状况转移视线的人，与极权行为同等可耻。
香港人的痛苦，在于我们尚保有些许光明的记忆，而现正目击黑暗的覆临。官员长期指鹿为马，并用主流媒体与官方渠道去播放粗劣犯驳的谎言，真实的声音常被淹没，你感觉到自己将要活在不义之中，然而身边好像还有许多人对此根本不闻不问。愤怒、厌倦、无力，又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得到胜利。但林荣基说，他回港后翻看新闻，见有6000人游行支持自己，这成为了他说真话的力量。这已经明确显示了，虽然游行后我们不得不回家，不肯定自己的行动可以争取到什么，但一切付出，却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时机，激发出惊天动地的另一些事物，动摇极权的根基。我们必须相信，只能以勇气激发勇气，呼召同道者，如同诗人廖伟棠写过的，“每一只蚂蚁／都在传递一片叫喊的木炭”。
看到青年网络作家将林荣基的行动描述为传递了绝望的讯息，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其实鲁迅一早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与希望都是人意识的反映，一切是靠行动去模塑实在的结果。绝望是有力量的，如果它可启动义无反顾的绝地反击；但我们应坚拒以绝望作为“不作为”的借口，因为那就是在敌人动手前先从内在杀死自己。说到底，关于绝望，林荣基已经回答了：“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
林荣基的形象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他是个书店营运的失败者（2014年因财政营收问题把铜锣湾书店业权出让予巨流媒体），无疑是不够精明和sophisticated，但恰因此，他能够拒绝与极权妥协，显现人性的光辉。因此林荣基的行动也包含一种更世故的感动：他不是香港社会现时最受落的“素人”，相反他比一般港人更了解中共，更有害怕的理由；他已经被迫说过谎，身上有经历与伤痕，包括家庭情爱的失败，包括极权的拘捕威吓——有了这些经历，还依然可以做出反抗，这里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说明生命依然有无穷的可能与力量，恐怖与折磨不能销毁人的意志、道德、责任感。的确还不能说“我们都是林荣基”，因为林荣基做的、承受的，比我们都多——他仅仅标示了真实的高大，指向了一种提升的可能，其力量可比於坦克前的王维林、为身边的人挡子弹的六四民众。在这个分裂式政治抬头的年代，“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发出一种跨世代、跨背景与跨政治阵营的吁求，指向了“共同的政治”。香港人得以用行动，再连结为一个希望的共同体。“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是林荣基留给香港人的最大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