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后，以《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为代表的官媒，在我眼里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的态度是：不订、不买、不看。但是多年来，我却一直自费订阅三份杂志：《炎黄春秋》、《随笔》和《英语世界》。我还常常以近乎传销者的热情，向还不会翻墙、或不敢翻墙的朋友推介《炎黄春秋》，敦促他们去邮局订阅，或在报亭购买。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认为，在大陆所有的“合法”出版物中，《炎黄春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杂志，是一本尽量“说真话”和用心“把真话说好”的杂志。现如今，天下文章，何止汗牛充栋？哪里看得过来？要看，只能看说真话的文章。不仅如此，还只能看那些把真话说好的文章。此类文章的确抓人，阅之如沐春风，如饮甘霖；读后让人开窍，使人受益。

不用说，《炎黄春秋》做不到在什么事情上都说真话、写信史。在和既定体制的反复博弈下，杂志社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八不碰：不碰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事件、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零八宪章》与刘晓波。《炎黄春秋》和其它报刊杂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在“八不碰”之外，还要无奈按潜规则行事，又给自己加了许许多多的不碰，搞得禁区林立，寸步难行。而《炎黄春秋》则在“八不碰”之外的空间里，不再自我设限、缩手缩脚，而是手持董狐之笔，不作违心之论，且不断努力提升文章的品位和质地，于是就使这本杂志雅俗共赏、很有看头了。听了我的推介而将其订阅的朋友，鲜有人不对我说：这本杂志还真不错，订得值。

除了这本杂志在风雨中办得出彩使我心生敬意外，最近在其生死存亡之际，杂志社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亮节高风和抗争意志，令我肃然起敬。

这几天，我的案头一直摆放着2016年第7期《炎黄春秋》。其封面第一行印有——本刊编辑部：我们二十五岁了。一位年方廿五的小伙子，面临被九五老翁施于宫刑的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宁死不就，此乃中华真男儿也。如果在权势蛮横打压下，杂志社同人因恐惧而屈从变节、苟且偷生，则《炎黄春秋》必将成《人民日报》一样的废纸，生不如死。而《炎黄春秋》同人的道义形象和感召力，也将严重受损，无可挽回。在夏日炎炎、酷暑难忍的时间节点上，正是《炎黄春秋》同人的担当和风骨，以及我对许志永、丁家喜、侯欣、郭飞雄、吕耿松、陈树庆和唐荆陵等志士义人决不会被放上央视的“最后陈述”的重温，有力地驱散了天津市二中院传出的视频给我造成的失望和不爽，并有效消解了翟岩民丧失公民气息的猥琐所引发的阵阵恶心。

在我动笔写作本文的时候，按例应是2016年第8期《炎黄春秋》出版的日子。无疑，我心目中的第8期，是不会再来了。在就此别过《炎黄春秋》的悲情时刻，我这位自费订阅者，想坦陈自己对这本杂志的三点看法。

一、《炎黄春秋》功德无量，铸成丰碑

《炎黄春秋》以“求实存真”之史德，去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独秀、戈尔巴乔夫等历史人物，去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朝鲜战争、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苏东巨变等历史事件，堂堂正正解构经官方刻意隐瞒、扭曲或篡改、颠倒的历史描述，老老实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科学地给出经得起岁月检验的史识和史论，这件事功德无量，铸成丰碑。在此，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能慢慢成为一个明白人，《炎黄春秋》功不可没。别的不谈，单举2016年第5期上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一文，就是一篇难能可贵、对我有醍醐灌顶之效的好文。我一向认为，五四运动的定论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性群众运动。然而，根据李先生的考察，五四运动并不反对政府，更不图谋推翻政府。她是一场爱国学生誓做政府之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并取得圆满成功的运动。什么叫“求实存真”？这就叫求实存真。

二、《炎黄春秋》社委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看法，我难于苟同

《炎黄春秋》社委会或通过杜导正先生之口，或通过“本刊编辑部”之言，将198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描述为“扭秧歌”式前进的过程；有时则将其描述为“碎步走”的历史进程。两种描述均表达了社委会同样的基本看法，即总体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门一直未被关上，政治改革一直在走，顶多加上一句：“有时候停滞不前”。对此，我难以苟同。

基于我的观察和认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门旋即被关闭。1992年春，出于搞半吊子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邓小平通过南巡打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之门。然而，慑于八九民运尤其是苏东巨变的震撼性冲击效应，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门就再未开启过。不仅邓小平不愿和不敢开，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不愿和不敢开。27年来，不仅行动上不开门，嘴巴上也尽可能避而不谈。不错，温家宝倒是聊过几次，但一律如泥牛入海，冒几个萌泡之后，再无声息。

三、我对杂志社着力推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炎黄春秋》25年的生命历程中，发生过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2007年第2期重磅推出谢韬先生的万字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尽管我颇能理解谢韬先生和杂志社的良苦用心，但事关对常识和学理的尊重，事关重要概念的厘清，我必须再次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

谢韬先生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展开细谈。我只能要言不烦地自问自答：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诸国所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制度？我认为，北欧诸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种有别于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两高资本主义——高税收、高福利的资本主义。这种两高资本主义，与美国低税收、低福利的两低资本主义，同属一家亲，都实行多党民主、以私有制为主导；而与马克思一党专政、公有制为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至为明显的本质区别。一句话，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福利资本主义”而已。

最后，我要极简地重提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拿已故于浩成老先生的话来说，是熏莸不同器——此说比较文雅。拿我的话来说，是尿不到一壶去——话糙理不糙。

2016年8月6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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