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广场，教宗方济各在一面中国国旗前经过。摄：Massimo Valicchia/NurPhoto via AFP
近日有外媒引述消息，指教廷和中国政府各派代表于罗马会面商讨，梵蒂冈或将承认8名由中国当局自行任命的主教，并会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被视为中梵两国积极步向正式建交的一大步；台湾中央社亦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代表团将于11月初前往罗马，进行最后一轮会谈。同时，媒体亦报导教宗方济各在上月初公开接见来自江苏省苏州教区的徐宏根主教，更与随团教友在圣伯多禄广场合照、握手示好，此举被认为是教宗首次公开接见来自中国的主教，是次会面属中梵关系改善的明证。
然而，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两个事例对预示两国建交的前景并无实质意义。
然而，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两个事例对预示两国建交的前景并无实质意义。教廷一概不承认未获教宗任命、私自祝圣的中国主教，《天主教法典》第1382条订明“主教无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及被其祝圣为主教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自科绝罚”即自动被开除教藉，但由于这刑罚是“保留给宗座的”，换句话说，这些‘自选自圣’、不获承认的主教一旦表示诚心忏悔，便有权向教廷提出恳求及申请宽免，最终结果则按教宗的意愿。
林瑞琪解释，“这个程序的具体操作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施以赦免，第二个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在教会的地位、但不容许他以主教身份祝圣，并发通令要求他退休，比如2005年病逝的前湖北省宜昌教区主教张鸣谦，教廷一直没有承认其主教身份；最后是公开确认其主教身份，如曾被教廷认可为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的金鲁贤。”
中梵关系再成焦点 是突破还是夸大？
林瑞琪认为，“这个机制一向存在，而且审理需时经年，不少不被承认的中国主教一直试图循此申请获赦免，等候教廷有正面讯息‘开绿灯’，才在自己的教区重新进行祝圣活动。举例来说，自1958年中国教会自选自圣汉口教区董光清及武昌教区袁文华为主教以来，中国教会已经如此产生了逾一百位主教，当中很多主教都会循程序申请获教宗赦免及被承认，而目前只剩下八名主教尚待教廷认可，呼声最高的是湖南浦圻主教涂世华，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云南昆明主教马英林。”他续指，“现时外媒引述的消息仅说明双方在‘touch base’，与正式任命主教是截然不同的事。”
林瑞琪补充，围绕主教任命的争议亦不独见于中国，比如1988年在瑞士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SPX）自选自圣事件，就令主持祝圣的主教与四位被祝圣的主教被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施以公开绝罚。“不同的是，此例子主要涉及教会派系之间的神学理解差异，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端传媒经查阅独立天主教媒体“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的报导后发现，事实上有一些中国境内教区的主教原本就能够同时得到中国和教廷的认可。
不少媒体围绕著徐宏根是中国爱国教会“自选自圣”的主教，认定方济各公开接见他，意味著极大的突破。端传媒经查阅独立天主教媒体“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的报导后发现，事实上有一些中国境内教区的主教原本就能够同时得到中国和教廷的认可。最近一位是2010年晋牧的厦门教区蔡炳瑞主教，此前还有山东省临沂教区房兴耀、青岛教区李明述、长沙总教区总主教屈蔼林等等。而徐宏根也属这一类。
早在1981年，若望保禄二世已在梵蒂冈接见了时任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同时，据林瑞琪了解，其实过去中国教会与朝圣团都与教廷有不少非正式的会面交流，这包括被中国官方认可的公开教会，也包括地下教会成员；惟由于中国禁止主教与教廷接触，一般人避免公开露面，宁采取低调安排，才令外界对徐宏根主教到访梵蒂冈之行有“首次接见”之印象。
过去32年间，林瑞琪长期观察并研究教廷涉外关系，同时关注内地与香港教区事务。在他眼中，虽然中梵关系有改善迹象，但最近一年外媒热议的中梵建交“破冰”进展，实属言过其实。“两国关系的好转是一定的，如习近平上台后三年多以来开始禁止教会非法自选自圣，只容许合法主教祝圣，又整顿宗教事务局的贪污丑闻，既显示中央有意打击国内宗教界的弊端外，亦说明中央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主教任命的合法性问题，向教廷释出善意。”
但他指出，“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两国建交须经历由低至高四个阶段：互助了解、有默契的合作、共识建立，到协议的正式拟订与落实。中梵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都仅算处于‘有默契的合作’的阶段，即双方有一定沟通并有意识地不触及彼此禁忌，还未达致能够初步向外界公开的共识。因此，两国要迈向建交的工程尚未全面开动，相信这三五年内都不会有显著变化。事实上，历来除本笃十六世外的所有主教，都有积极推动中梵关系，但多年来还是未见重大进展，暂时难以预见教宗方济各下会有突破性发展。而且，方济各遇到的问题比历任教宗在任期间都来得多，包括梵蒂冈银行的贪腐丑闻与容许女性担任司铎的争议，中梵建交不是教廷当下的首要任务。”
“除非有天梵蒂冈正式组成代表团高调前往北京，或是有较高层次的非正式接触，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长以非正式身份出访北京，否则单以上述个别事例，远远不能佐证中梵迈向正式建交。”
“除非有天梵蒂冈正式组成代表团高调前往北京，或是有较高层次的非正式接触，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长以非正式身份出访北京，否则单以上述个别事例，远远不能佐证中梵迈向正式建交。”林瑞琪说。
温州一家教堂外，市民在一目被拆下的十字架前走过。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台海问题存悬念 零和逻辑不符实
除了主教任命权与中国三自教会的制度争议外，外界关注到中梵建交面对最大的障碍在于台海问题。
教廷目前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也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从今年年初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后，“外交孤立”就一直被媒体、政治观察家、智库乃至于台湾政府自己所认定为北京当局最可能采用的打击手段之一，特别是现任教宗方济各对于进入中国传教早已抱有极大期待；相对地教廷更是台湾极少数具有高能见度和影响力的邦交国之一，一旦丢失，将给蔡英文政府带来相当的打击。
对蔡英文政府而言，维系与教廷的邦交是外交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现任副总统陈建仁不仅恰好是天主教徒，而且有“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因此他九月初率团访问教廷，一方面是参加德雷莎修女的封圣典礼，但另一方面也有“巩固邦交”的重责大任。
一般相信台湾和教廷的外交关系会不会中断，更多取决于中国和教廷建交谈判的进度。在陈建仁访问教廷前后，台北传出了总统府高层与外交部对于台梵邦交前景的判断并不一致：外交部回报的状况始终称台梵邦交尚称稳固，言下意之意是中、梵的外交谈判并不顺利；但总统府高层则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让台湾总统府高层不敢乐观的原因，是认定中、梵建交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主教任命权，很可能双方会各退一步，藉著“越南模式”，或者称“拿破仑模式”达成协议，也就是由中方控制的爱国教会提出主教人选，教廷再正式任命。
日前教宗方济各公开接见中国苏州教区主教徐宏根及朝圣团，就让台梵外交关系再次成为话题。 台湾总统府公开的说法是：副总统陈建仁刚访完教廷，台梵关系稳定，台湾一直以来与梵蒂冈分享一样的价值观，对民主人权、宗教自由有高度共识。总统府强调外交本来就不是零和游戏，台湾会持续与梵蒂冈维持邦交。
台湾外交部则强调，教廷非世俗国家，其对外关系首重全球牧灵及福传，对于中国大陆地下教会教友待遇及地上教会未能与罗马教会共融十分关切。部长李大维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立法委员直截了当问道“会不会断交”，李大维回答：“目前不会”。
一名负责相关事务的台湾官员向端传媒透露，台湾方面关注对梵关系真正使用的指标，是对于一些“争议主教”的处理上，中、梵有没有“和解”的迹象。例如2006年9月瞒著中国官方私下前往教廷朝圣，获得当时教宗本笃接见的邵祝敏主教，事后被依“非法出境”的罪名遭判刑。另一位同样引起中梵紧张的是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
相对地，中方任命的主教也有教廷认为不适任而拒绝承认，甚至遭到“绝罚”的前例，例如哈尔滨的岳福生主教、和四川乐山教区的雷世银主教等。
上述台湾官员认为，中、梵要能顺利建交，除了要对未来的主教任命权达成协议，更需要处理上述双方“互不承认”的历史遗留问题。换言之，一旦这一类的问题开始处理，而且有正面消息公布出来时，才是台梵邦交真正的警讯。
两岸亚太局势高于中梵议程
林瑞琪亦认为，以零和逻辑为重心的旧思维，未必能准确解释全球化下中国的外交考量。“对中国来说，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轻重缓急，远高于中梵建交的议程。况且，中梵建交牵涉太多复杂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结果，再加上中梵本已有不少共同邦交国，对中国的外交版图扩展并不算起著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林瑞琪续说，“相反，在应对两岸关系上，中国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份冒进推动中梵建交只会造就台湾的民情反弹，动摇台湾的地方选情，长远只是火上加油，令绿营执政的台湾更会向美国与日本为首的亚太战略关系靠拢，更进一步激化中国在东海与南海一带的矛盾。”
他指出，今年8月27日台湾花莲市长补选由国民党提名的魏嘉贤胜出，令蓝营重夺民进党执政6年的花莲市，而选举适逢梵蒂冈代表赴京之时；又举例回顾2009年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一说、向中国示好，但其民调因而下挫，他认为北京不会没有考虑过这些微妙的局势变数。“再举一个例子，2013年11月马英九执政期间，与台湾有18年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甘比亚总统贾梅私下宣布‘无预警断交’，甚至赶走驻当地的台湾大使。但甘比亚这个行径，没有即时换来北京的礼遇，相反，北京对此并无表态，更延至今年三月才与甘比亚正式建交。这都说明北京在两岸问题的考量上，断不是贸然行事的。”
“天主教教廷可以说是一个‘史上最恶’的政治实体，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绝对实现‘又倾又砌’（意即边沟通、边批评争取的策略）的典范。教廷不会执著一时三刻的政治考虑，而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传续与长期影响力。中共的计划多长远，都不会比得上梵蒂冈。”
有教友也认为，坊间评论轻视了梵蒂冈的政治实力与考量，北京不能独力影响建交进程。“天主教教廷可以说是一个‘史上最恶’的政治实体，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绝对实现‘又倾又砌’（意即边沟通、边批评争取的策略）的典范。教廷不会执著一时三刻的政治考虑，而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传续与长期影响力。中共的计划多长远，都不会比得上梵蒂冈。”以“法政汇思”成员为港人熟知的律师任建峰对端传媒记者这样说。任建峰是天主教教徒，早在11岁就于澳洲领洗，近日更决定以教友身份，循天主教选委会参选，务求将争取民主公义的声音带入教区讨论；他对中梵关系的政治意义，自有一种见解。
向北京抛橄榄枝 教廷面对“道德危机”？
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一个地下教会进行受洗仪式。摄：Kevin Frayer/Getty
另一方面，梵蒂冈明言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又积极展开初步磋商，令中港两地关心国内地下教会状况的教友群体出现分歧。不少与中国地下教会有联系的宗教界人士担忧，教廷一旦向中方让步太多，只会令地下教会受官方打压的情况更难改善，甚至有指这将令教廷陷入“道德危机”。其中，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更曾公开质疑中梵协议，认为此举等同“跟魔鬼打交道”；他并表示教会有责任要求北京首先释放在狱中的神父及教友，呼吁国内信徒要守住良心，其言论惹来现任主教汤汉枢机反驳批评，一度引起热议。
林瑞琪相信，中梵建交后，对地下教会状况的改善是利多于弊的，因为建交后教廷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在宗教事务上的微调，以人权为单一重心的道德姿态，向来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操作之上。
任建峰则指出，虽然香港教区于中梵建交上没有任何角色，但本港教友一般都对两国建交持开放及倾向正面的态度，认为建交能一定程度改善内地教友面对的恶劣状况，只有较少数教友认为教廷舍弃“民主政权”台湾而拥抱中共政权是背离教会的价值。
“大部份香港教友虽不致是乐见其成，但要说教廷‘妥协’也是不准确的。”
任建峰表示，“大部份香港教友虽不致是乐见其成，但要说教廷‘妥协’也是不准确的。大部份教友都会关心协议的条件，例如是否能促进国内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合一，逐渐开放宗教自由，令本港神学院院士到内地传福音面对更少阻碍等等。争取成效往往不会即时呈现，但纵观天主教教廷的发展历史，很多改革的时机都是在意料之外出现的。”
任建峰续指，反过来说，中共也不敢将其打压国内基督教会的手法放诸天主教教会上。“基督教会不由单一架构主导，在国内可以轻易被官方连根拔起；但天主教是不易打压的对象，而教廷对此也不会轻易退让。”
“天主教经过近二千年的动荡也生存至今，史上最好与最坏的时代都经过了，影响力丝亳未减。中共是不会‘恶得过’天主教的。”任建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