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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从小都恐惧会重蹈上一辈女性那样的命运。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编辑 / 秦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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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阿乐”系列文章里的福建长乐，是我的家乡。它曾以“偷渡之乡”的面目广为人知。1989年，我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渔镇。我的性别很快稀释了父母迎接新生儿的喜悦。
这种失望的情绪，在我两个妹妹接连出生后越滚越大。母亲躲起来偷生，终于在第四胎生下他们想要的儿子。
2018年春节期间，我在长乐街头看到众多寻亲的“阿乐”，以及寻找女儿的父母，产生记录这个群体和她们的故事的想法。
3月初，我从长乐出发，前往莆田，去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在近半个世纪里，我的家乡有规模过万的弃女，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莆田。她们出生在1960年代到新世纪初，像我和妹妹一样，在一胎男儿出生前，因为性别被视为“多余”。
因为性别偏好而被遗弃，在物质层面的遗弃，或精神层面的“遗弃”，是不少我们这样的中国女孩的共同命运。我要前往的莆田，像个收集站点，虹吸着周边地区的弃女，也张着支脉，从各地零散吸收被弃的女婴和被拐的幼女。
我在寻访中逐渐发现，莆田的弃女群体问题，呈现复杂的面向。不止有被弃群体思亲寻亲的心路，就如曾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江南弃儿”，两个群体有类似的被弃而孤绝的情感体验；也不止可追问她们为何被弃，如“邵氏弃儿”，两者背后皆有当时政策的大背景；它还呈现为突出的女性问题——女性被弃、被辱、被伤害而无力自救的群体命运，极端而沉重。
家乡古时就有弃溺女婴的陋习，背后的轻女观念成因复杂。而莆田接收这些被弃女婴，也是因为轻女——她们多被买作童养媳，小时分担莆田母亲的重体力劳动，长大后嫁给养家哥哥，随后又重复着多子多福的生育，早年的“阿乐”又买来新的“阿乐”，给好不容易生出来的儿子做童养媳。
半个世纪里，她们就这样陷入宿命式的循环往复。她们命途沉重，没有受教育机会，婚嫁不自由，又背着世俗观念，缺少改写命运的抓力。
我坐在不同年龄段的“阿乐”面前，听她们讲述成长中隐秘的酸涩和苦楚。如果是“阿乐”聚集的场合，常是一个人在说，边说边掉眼泪，其他女人也陪着抹眼泪。我也跟着哭了几场。
“幸存者”的愧疚
第一场哭是在曹小芹家里。她生于1985年，住在莆田的山区小镇上，盘山公路伸向高处，拐过一个接一个弯后，集镇出现在敞阔的山顶。
三个小时的讲述里，我多次递上纸巾，舒缓她激烈的抽泣。她最触动我的，是她小时对读书的渴望。
她流浪时，曾穿着脏破，走进村小，站在一年级教室的窗外，张嘴学拼音。校长把她当乞丐赶了出去。小时候在田里干活，见有小朋友背着书包路过，她都躲起来，害怕被同龄人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如果如实回答，话可能在村庄流传，她又会挨养母一顿打。
那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我的家乡已经少有女孩失学的情况。长乐算是文教之乡，贫家女孩擅苦读，包括我在内的女孩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再考入名牌大学的情况已不鲜见。我们多被称赞争气，父母辛疲供学，升学被视为一种回报。
莆田古来是福建盛产科举状元的地方，文教亦昌明。但好几个80后“阿乐”告诉我，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她们是外来弃女，被视为“丫环”和“童养媳”，上学会助长见识，增加逃跑的可能性。
写作过程中，我曾在朋友圈晒了自己整理的书架照片。曹小芹留言：“有文化真好”。她外出打工后，才跟工友学会普通话和认字写字。她有着天然的生动表达，把自己苦痛的经历用纸笔写出，再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发在寻亲平台的微信公号上，看哭了很多姐妹。
也有80后“阿乐”和我说，小时候自己不能上学，只能在家看着弟弟做数学作业，弟弟掰着手指数不清楚，她一看就会。
曹小芹大哭，像她这样的极端案例，从小在繁重的农活和频繁的虐打中长大，连争取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我也跟着哭，想起来时的山路边，遍地茅草，随风起伏，“阿乐”们就像野地里粗韧的被任意砍割的荒草，命不由主。
后来，我把感受和一位专注女性权益的女律师交流。她说，女人的命啊，就是风吹油菜籽，有人落在肥地，有人掉在薄田。
寻亲志愿者王姐也和我交流了类似感受。她1980年出生，要找1989年后出生的三个妹妹。她母亲为了生儿子，连生了九个女儿。她家因为养着六个女孩，曾被嘲笑是开尼姑庵的。她心想，为什么父母不把她送出去，这样就可以不用忍受嘲笑。
长到八九岁，她听说，长乐被送走的女孩，是到莆田用来喂蛏和养鱼的。这是谣传，早年间有贩婴“媒婆”随意将死婴扔在池塘的情况，传回了长乐，演变成一句大人吓唬孩子的话：如果你不乖，就送你去莆田。
想到被送出去的妹妹这么命苦，王姐幼时心里便打下了主意，长大后要去找妹妹。
长乐的寻亲志愿者中，不少是她这样的人。对比“阿乐”，没被送出去的人幸运得太多。我和王姐，都像一场性别偏好挑选战役里的“幸存者”。
这种女性间的共情经验随着与“阿乐”群体交往愈深而愈坚固。还有几位男性志愿者，他们要找姐妹，也想通过志愿服务舒缓心里的歉疚——正是为了他们，姐妹才被送了出去。
为了“找一个娘家”
另一场哭是在翁兰香家里。翁兰香、林雪琼和林美凤三姐妹，都是 “阿乐”，寻亲路上没有找到父母，却姐妹先相认了。
在莆田接触的“阿乐”群体中，她们三姐妹的境遇相对较好，都摆脱了童养媳的宿命，过上了富足安乐的生活。而林雪琼的邻居，一个水灵的姑娘，却守着傻哥哥，生了一胎又一胎孩子，还肩负着沉重的养家负担。
林美凤说，即使不是童养媳，“阿乐”在相亲时也备受歧视，她们是弃女，生家不要她们，养家也不留在家里，有人会想“我们为什么要？”在局地的婚姻市场，她们被视为贫穷的疮疤，“总比别人矮了一些”。
寻访了仙游县后，我对莆田“阿乐”群体的境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仙游现属莆田市，但两地民风迥异，早年也不在一个行政区划。仙游很多养女并不积极寻亲，也不像莆田“阿乐”一样心怀怨念。她们多和养父母感情不错，成长过程中遭虐待的只是个例。
两地相邻，为何弃女群体的境遇迥异？规模的区别是一个原因，仙游抱养弃女的村庄，分布在和莆田相邻的地带，人数少得多。
另一个原因是，仙游农村女性并不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少有幼时艰辛劳作的记忆。而在莆田，传统上男人外出经商或读书，女人要承担重体力劳动，外来弃女既是童养媳，又是劳力，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对“阿乐”的集体偏见，成了一种当地文化。
我想，“阿乐”们现在成规模寻亲，有人是在弥补关于身世的缺憾，有人却是想寻找社会关系支持。她们作为弱势女性，从出生到成长，再至婚嫁后的生活，都难改失怙的困境。很多人说，寻亲是为了“找一个娘家”。
杨静怡提起，有一年春节，两个嫂子都回了娘家，她却没有娘家可走，也没有亲戚可串。五岁的女儿问她，“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娘家？”她说不知道家在哪儿，女儿笑她，“妈妈真笨，找不到自己的家”。
采访前期我不理解“娘家”是什么概念，等慢慢走进她们生活的情境，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阿乐”们当童养媳，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支持，遇到了事，没有人为她们“撑腰”。
学者何定华在研究童养媳的文章中说，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大多靠娘家的庇荫求得一点苟生的权利，但童养媳连这点起码的保护都丧失殆尽。在20世纪后半叶，将莆田的这些童养媳拘囿于家的，仍然是类似的原因。
莆田还有一些童养媳，当年是“黑婚”，没有结婚证，丈夫发了家，就抛弃了她们，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躲在自己的孤岛里哭泣。
结束对三姐妹的采访后，翁兰香的丈夫送我离开小区。这对夫妻半世打拼，相濡以沫。他告诉我，家里房产证只写着翁兰香的名字，因为她直到现在，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
“阿乐”们抱团而暖
还有一场哭是在莆田埭头镇的花店。那是“阿乐”们平时为寻亲采集DNA血样的站点。
埭头镇位处莆田古来的“界外”，“阿乐”成群。采访过程中，我密集地被五六个姐妹的愁苦命途冲击。有人长期被丈夫家暴，采访期间，她丈夫不时走近，她只敢轻声诉说，边说边哭。采访数度中断，一个“阿乐”的痛处引着其他“阿乐”也一齐哭起来。
“阿乐”的背影。
这个花店，也是“阿乐”们平时经常聚集话闲的站点。因为同样的命，在寻亲路上相识，她们彼此亲切，有说不完的话。到了周末，她们常聚到一个人家里，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寻亲志愿者群体也愈加紧密，他们像个大家庭，互相帮扶。
比如林财金，作为年轻“阿乐”们的干妈，大家愿意和她说贴心话。话题涵盖和养母的矛盾，寻到亲后和生家的隔阂，以及童养媳婚姻的寡味等等。她常劝她们，如果有能力，最好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跳出来，争取自由。“但是她们多数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林财金心疼这些命苦的女人们。
“阿乐”们身上多有坚韧、宽忍、善良的品质。当志愿者的“阿乐”，摊贩、厂工、文员等职业身份都有，空闲时聚到一处，义务帮其他“阿乐”采集血样检测DNA，并安慰她们，放弃怨念，忘了曾经的苦难，向前看。
因为围聚，抱团而暖，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也在这个群体间逐渐晕染。
“阿乐”的背影。
1985年生的陈树芬，这个经历了被生父贩卖、被养父强迫和养家哥哥结婚的女人，说出了自己对“阿乐”群体命运的观察：“从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是物品”。她如今的社交网络签名写着：“女人要像男人一样高傲，不要活得自卑自谦”。
翁兰香也是一个要强的女性。因为从小被歧视，她做任何事，都要比别人努力几分。她现在希望女儿可以一路升学，“只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女人才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资本和底气”。这个弃女身份的母亲认为，男女永远不可能平等，“不管在哪方面，吃亏的永远是女孩子”。
我离开时，陈树芬和其他“阿乐”把我送到花店门口，站着目送我离开，她们对我说，“这些事我们平时都不说了，你来了，我们才说给你听”。陈树芬还开玩笑，以前贩婴的“媒婆”家是弃女的“批发站”，现在活下来、长大了的“阿乐”聚集在花店，这里也像个“批发站”。
她已经和自己的不幸和解了。现在的家庭幸福，很好地宽慰了她，和前夫生的大儿子也在理解她。2018年春节游神，成年儿子在乡间要骑马巡游，选了她帮他牵马绳。前夫和她恢复了养家兄妹的关系，养家从婆家变成了娘家，时间冲刷着他们曾经的尴尬。
沉疴仍难消散
第四场哭，是在第一篇文章发布后的深夜。我在美国生活的小妹妹，在我分享的《莆田弃女》报道的链接下留言，说自己小时候如果不被送回来，可能也和曹小芹一样尝试自杀了。
她是我母亲的第三胎女儿，曾被送给本镇一户人家养。听闻养母虐待她，我父母在她六岁时接回了她。
我和她，从小都恐惧会重蹈上一辈女性那样的命运。她高中毕业后，像家乡不少年轻人那样，选择去美国打工。我则打定主意去北京上大学。
我安慰小妹妹，我们都长大了，尝试和解吧。她回复，即使是现在，她仍然没有办法理解父母为了生男孩而把她送走。因为小时没养在身边，她和我母亲始终亲近不起来。
我理解她的感受。我现在谋得文职，耕字为生，母亲常为我骄傲。但聊起过往，她仍会说，如果你是男的就好了。她指的是，她若运气好，第一胎就生得男儿，完成了任务，就不会沉陷在那些压着她喘不过气的艰辛中，她的生命可以轻松许多。
在一路的成长中，这种性别身份的刺痛始终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和家乡其他女儿的肩头，我们在努力顽抗着轻女的偏见。
作者家乡梅花古镇。
小时候，我总觉得我的家庭是不正常的，同学家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才是对的，是符合政策的。在邻居口中，我们也没有名字，我因为排行被称为“老大”，直到我考了大学，争了气，他们才渐渐以我的名字呼唤我。
2018年，因为寻访这段旧事的缘故，母亲才告诉我，原来一些同学的“正常”家庭，是把“多余”的女儿送走了。
长乐和莆田都在改革开放后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一些沉疴式的民风民仪没跟上改革发展的脚步。这些古老的幽灵，罩在如流的豪车、高企的楼盘、繁荣的商圈上空，不易消散。
即使现在家乡女性的境遇改善了很多，新生女婴也不会再被任意弃溺，轻女的逻辑还是顽强地活在乡人的观念中。我在外地受了高等教育后返乡生活的女同学，还有人因为没生出男孩被婆家轻视。
我听闻有“阿乐”寻到亲后，生家并没有回应以热情的拥抱。她们陷入情感落差，怒而断绝了联系。
贫富的隔阂也在阻碍寻亲。长乐人听闻“阿乐”在莆田多数过得凄惨，认亲后为了纾解歉疚，常会给弃女一些经济补偿。这个款项在乡间也演变成类似彩礼丧费的攀比事项，由此让一些送出弃女的贫家父母忧虑认亲成本。
蔡淑萍后来寻到了亲，遭遇的却是生母的冷脸。她们语言不通，生母一再躲避她的交流尝试。
蔡淑萍没有放弃修补裂隙的努力。因为生父告诉她，她还有四个妹妹也被送出去了。她怕妹妹们回家时因为冷遇而心寒。
其他“阿乐”们也在努力，她们从网上下载了学家乡方言的教程。这样，和不会说普通话的生父母和长辈们，他们可以有共通的语言，更亲近些。
而我，不需要太费力气，和“阿乐”们已经有太多共同的感受。作为一个渔镇姑娘，我只是侥幸跳下了那条孤苦飘摇的命运之船，上了岸。
她们中有人也如愿找到了回家的路，家人团聚后，有些像我的家庭一样，因为曾遗弃了女儿，仍有裂隙待修补。而尽力理解与和解，可能是我们与父母们，在此后的人生中，最为明亮的那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