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此乃新近完成的拙著《尘世中的佛光：大慈寺传》（暂名）一章之一节。宗教界的右派，值得专门著书研究，可惜研究界对此并不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单是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寺庙生活的事实，拙著也算开创此中先河，希望有兴趣者垂注。2010年4月14日8：03分于成都
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195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官方的说法是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多人，但据现在民间的不完全研究，这个数据恐怕还不准确。在诸种档案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要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非常困难。何况划右派还有许多特殊性，如农村中的反右运动，根本没用右派之名来划，而是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称来整肃的。与此同时，城市里不戴帽的右派或者相似的待遇，还有不少，很多右派无法证实而消息于天壤间。更有甚者，有被打成右派而没留下任何档案材料，连“平反改正”都无由者，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补尝。
官方公开说只有像彭应文等六名大右派未予平反改正，其实连《当代四川简史》中说四川21名下落不明的右派，均为未平反改正者——此点我与该书反右一章的撰写者黄一龙先生交换过意见——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罗列了《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不予改正右派名单21名按先后顺序如下：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这就说明右派研究，在资料挖掘和细节核实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一般认为宗教界都是方外之地、化外之所，但在五、六十年代很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年代，哪有什么地方不被波及呢？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城山大事记》，1958年6月，四川灌县集中全县道士94人在天师洞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鸣放辩论，在道士中划右派分子5名。1980年根据政策进行复查，全属错划，已全部改正。同样成都佛界教也划了一些右派，据我查到的残缺不全的资料，看到“各寺庙的右派分子”一张，各寺名单如下：文殊院：宏奎、解空、澄济、圆照；草堂寺：广学、贯通、能悟、果云；大慈寺：戒品、证光（畏罪自杀）；昭觉寺：（缺）；爱道堂：隆净；诸山：果能、隆光、智信（尼）。这个名单不仅是缺昭觉寺，还缺成都市佛协的。
在另一份材料上有非常详细的学习时间、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分子名单。现依时间抄录于后。1957年8月3至8月26日，成都市佛协学习24天，其中佛协右派分子张净侯、牛次封两名。1957年12月16日至1958年2月日，文殊院41人（本庙37人，成都市佛协会长1人，工作人员3人）学习55天，大字报数目353张，意见数目730件，其中有该寺右派分子宏奎、圆照、澄济、解空四人。昭觉寺、草堂寺、大慈寺三寺合其他寺，都各自在3月14日至5月26日学习72天。昭觉寺43人，大字报数目730张，意见数目420件，其中有右派分子演光、光宗、宏明、圣语、如宗、宗法六人；草堂寺31人，其中有右派分子隆安（畏罪自杀）、广续（学）、贯通、果云四人；大慈寺41人（本庙22人，诸山16人，男居士2人，女居士1人），大字报数目783张，意见数目684件，其中有大慈寺右派证光（畏罪自杀）、戒品2人，诸山右派果能、隆光、伍心言居士三人。6月13日至7月17日，爱道堂83人（本堂49人，金沙庵15人，诸山19人）学习34天，大字报数目647张，其中有反社会主义分子隆静、智信。
对照如上资料，可以看出整个成都佛教界反右费时基本上接近一年（1957年8月3日至1958年7月17日），参加学习人数、大字报数目、意见数目、右派人数的不完全统计分别为241人、2513张、1834件、23名。反右运动是从知识界、政界逐步过度到宗教界的，因此佛教界的反右大抵是1957年8月到1958年才开始的。1958年1月28日成都市佛教协会有一封公函和前述都江堰道观1958年6月才划右派，都可以证实我这样的判断。其公函如下：“公安派出所负责同志：我会在市人委宗教事务处直接领导下，在本月廿八日上午于桂王桥北街43号召开我会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并通过群众揭发之后要作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因此会议相当重要。昨日我会已通知你辖区果能（我会右派），可是至今仍不假不到，为此请大力协助，饬令该右派果能随我会派来的永观同志带来我会出席会议为荷。”1月28日开“右派分子汇报大会”，说明右派已经划定，但缺乏群众运动这一环节，必须补上后，方能达到广而告之、对右派本人起到较好的威慑和教育作用，同时让民众对其产生厌而避之乃至恨之的效果。
除了“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外，1958年8月7日、9月1日大慈寺寺僧轮班19人到人民公园看公安展览一次，9月2日12人到斌升街7号看交心展览一次。大慈寺负责人永建在呈给上级的学习简报中说：“在交心展览和公安展览方面，据发言人数来说基本上认识了两个展览中的匪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一切罪犯坏分子等，都对广大群众是恨（很）残酷的，真表明这一切都是阶级敌人，也是我们的死敌。”“在整风反右后，在各方面出现了不少的跃进的创造性的崭新的奇迹”，“我们党和政府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光辉的胜利，既打击了敌人，又挽救了落后人士，同时又促进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万马奔腾的跃进。”可以想见这样的展览对彼时孤立“五类分子”是有相当的作用的。
我没看到大慈寺对右派分子的批斗会记录，一来大慈寺只有两位右派，二来有一位已经自杀。或许有批斗，但其材料却没有留存于世，但这并不表明各寺庙对右派分子没有开会批评。1958年7月7日草堂寺全体僧众对于该寺的四位右派进行批评教育。“草堂寺右派分子四个每个都比过去好多了，以（已）不敢在寺内扇（煽）动群众扰乱工作。”由于金沙庵缺少右派名单，或许下面一份《改造劳动规划书》的作者圣培，便是金沙庵的寺僧亦未可知。由于这份“改造劳动规划书”作为史料非常珍贵，特全录于此，以便有心者做进一步研究。
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听了王处长的报告，得到了进一步的学习，我的心里很欢喜。我在这三年改造中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最近来在劳动工作中思想上放（犯）了冷热病，时而稿（搞）工作很努力，时而稿（搞）工作很消极，在劳动重的工作中有些渭（畏）难情继（绪）。我这个坏的思想根源就是见了别人揭（摘）了帽子，我还没揭（摘）帽子。我这些坏思想的根源，就是由这些地方来的。经过这次学习，我反省后，这些坏思想经（坚）决要改正过来，揭（摘）不揭（摘）帽子都要努力的工作，才对人民有利，对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利益。我今后的劳动工作坚决努力的稿（搞）好。这次见了揭（摘）去四位右派的帽子，他们光荣的回到了人民队伍，今后我们一定向他们学习。我在鸣放当中犯下了重大的罪恶，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教育下，我只有好好的劳动，多一份劳动，小一份罪恶。规划如下：
1：努力劳动工作，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
2：努力加强学习，每天看报半点钟。学习毛主席选集，各种杂志一点钟。
3：争取重体劳动出工走前头，收工走后头，每天收点集体农具一次。
4：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各种任务。
5：服从群从蓝（监）督，组织调配。
6：每月回（汇）报思想情况一次和检举破坏社会主义的坏人坏事。
从“我这次来文殊院学习”，加上他没有出现在其他寺庙的右派分子名单中，利用排除法，说明圣培有可能是金沙庵寺僧。而且可证明此一“规划书”为1959年底左右为右派第一次摘帽后不久所写。成都市佛教界第一批摘帽右派为四人，其中一个摘帽的就是大慈寺的戒品，后来暂住在文殊院。因为1959年12月6—8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三寺学习简报，其内容为“对特赦一批战犯和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的看法。对战犯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对右派分子则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相结合”。简报中称“右派分子演光，他感觉战犯都特赦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还未摘掉，他说起就当场哭起来。”圣培的“规划书”里劳动和（自我）检举、学习计划，与当时大环境的要求甚为合拍，但“每年种跃进红苕三百斤，种跃进南瓜五百斤，油菜一百窝，种小菜五百斤”，恐怕是受大跃进和挑战书影响的表态，未必能真正做到。
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出家当和尚、居士已不可能。1963年12月9日，四川省佛教协会汉民族地区理事（扩大）会议（草案），着重讨论十一条，其二是为了划清敌我界线，纯洁佛教组织。此条内容如下：“各寺庙不得接收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入教、出家，也不得把戒法传给他们；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不得进行传教活动，其所在寺庙的僧尼，应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改造。”已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寺僧在寺庙里当然要受到严厉的监管，因为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之必须。1965年1月6日，文殊院、大慈寺、诸山学习讨论“阶级斗争”，由仁勋主持，他说：“有的把反革命份子当先人在侍奉（妙轮）、请吃饭，有的右派翘尾巴，作转手买卖佛像。”右派分子转手买卖佛像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当时尽管经济有所好转，但寺僧劳动强度大，要想改善一点生活，就不得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