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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一则公开答复，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关注内地高校性骚扰事件，校内成立防止性骚扰委员会”的建议，称“我们将会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指导高校等学校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相应机构，健全性骚扰防范工作机制。”

眼尖的澎湃率先就此做了报道，然后是各种媒体转载。“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有记者来这样问我。而我的回答是:“我不能说这不是一个进步，但是无法庆祝。”——自米兔从2018年1月开始延烧中国，正义仍在路上，等了这么久，所有的期待、焦虑、失望、愤怒，已非一则迟到的空头承诺可以安抚，何况，我们已经付出太大代价，何况，这承诺細读可疑。

自米兔初起，高校系统和教育部就为人所指。北航教授陈晓武性骚扰事件实际只是许多高校性骚扰指控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都知道它只是冰山一角，高校学生成为米兔反性骚扰的主力，因为她们有积郁的不满，有对个案背后体制问题的识别。在要求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倡议卷入全国数十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之后，2018年1月14日，教育部公开表态：“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在这之后，教育部和各高校确实就反性骚扰做了一些工作，包括：个案层面，查处了一些被揭发的性骚扰学生的教师，在此不赘；模式层面，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处理性骚扰教师的基本方案，其核心是取消或停止教师资格，但仍保留工作；制度层面，2018年11月在有关“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和“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规定中重申教师 “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

然而，上述每个层面的工作和成就，都是消极、不可靠和方向偏差的。就在网上发酵的个案做紧急动作，更像是出于维稳而“应对舆情”，重在一时止沸消声而已。这方面的典型之一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鹏在2018年4-5月间被多人举报性骚扰，只得到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在2018年7月8日长篇调查《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上网传开之后两天，7月10日晚，中山大学发布通告对张鹏停职停教、终止“长江学者”待遇，但全文回避“性骚扰“关键词。而另一些也一度引起波澜的个案控诉，似乎是由于弹压和拖延之术奏效，在淡出舆论之后不了了之。进而，人们看到的是2019年以来高校性骚扰个案曝光趋近于零，这当然不意味着性骚扰实际发生的减少，而是个案曝光在线上审查与线下阻难的双重夹击之下无法再发挥功能，却因此解困了各高校的维稳负担？至于处分模式，从未有任何真正的规范和承诺，不清楚为何有人被取消教师资格而像张鹏那样只是被停止资格，以及这些人会不会复出或换个学校重新任教。在制度建设层面，北京大学在女生高岩自杀事件上网后曾率先宣布“正在推进校园反性骚扰建设”，然而在一系列众所周知、惊心动魄的冲突被铲平之后，自2018年5月起，就再也没有听说北大或其他任何高校在这方面的进展。

而另一方面，学生在校园内外参与反性骚扰公共活动的正当权利却遭到严重压制。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较近的是，在2019年4月就Jingyao诉刘强东强奸案的联署活动中，有大学强迫学生撤销签名。2019年8月，学生小组“我也是蓝鲸灵”发布“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此时调查启动已过一年多，报告前言披露前情：“……受外部不可抗力影响，……调查被迫提前终止。同时，小组成员被施压，致使问卷报告的制作与发布无限期推迟。”在“被施压”简单三字背后，多少反性骚扰志愿者的遭遇不能对人言。如果学生不能正常参与到性骚扰防治机制建设中，如果这个机制的建设过程拒绝来自学生的证据、意见和诉求，这样的机制能有多少公信力，能不能在未来公正处理学生的投诉，是非常有疑的。

迄今教育部和各高校就性骚扰已做的规定和设置，都与完整的性骚扰防治机制相差甚远，甚至取向有偏。2018年11月发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只有禁止和惩罚性条款，完全不涉及机制所须配套的预防——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宣传、告知；程序——如何投诉、调查、处分；责任——从强制报告义务到按时处置和保密义务、监督、问责，等等。

不仅如此。从2014年10月所谓“红七条”起，教育部始终将性骚扰置于“师德”框架下处理。以“师德”覆盖性骚扰，是对性骚扰未脱敏；是将之降格和边缘化，而不太可能是像教育部声称的那样“把预防和处理性骚扰作为重要内容”；更是主动削弱性骚扰防治的正当性。性骚扰不仅关乎个人道德修为更是侵权和违规，而后两种属性才是校方必须介入的原因。仅视其为道德问题却又要出手惩治，等于自承权力越界，会导致反性骚扰正当性的削弱，而这正是许多仍然抵制惩治性骚扰的人乐于攻击的。

实际上“师德”框架几乎可以说是反性骚扰的负资产。因为近来其最强力和备受争议的功能是限制和惩罚高校教师的言论自由。例如，2019年8月，电子科技大学一名副教在课程QQ群中说“四大发明不是创新”，就被以“师德失范”为由停课两年。被捆绑于这样赋威权人治色彩的泛意识形态操作，对性骚扰议题来说实在难堪。然而，从教育部的最新回复看来，它将师德治理对性骚扰防治的覆盖当成了一种成就，而且还要在这条歧路上继续走下去。

米兔自下而上，以纯体制外的自发行动，制造再不能被忽略的民声，用无数志愿者的巨大付出和高昂的代价，将反性骚扰强行推入公共议程和决策议程。教育部被动回应了，虽然它从来都不会承认米兔的作用；然而它拖延迟缓并用虚词浮藻所包装的，却是要将性骚扰问题消化和纳入一个既有的威权管控体系，令其加入和背书一个全方位制服教师的布局，而去除性骚扰防治的权利保障真意。

自下而上的运动诉求被自上而下的施政收编，这在中国早已是常态，无法被抱怨。反性骚扰不可能有体制洁癖，因为它就是诉诸一个既有体制的权力和能力。然而，米兔所要的性骚扰防治体制，已经迟到太多，不应被篡改太多。这一体制的建设不应是空降，施恩，或予取予求之举，而必须保证其公共性：学生的参与、公众的监督，过程中的透明和可问责，看教育部做到了哪一点？它的又一次表态无法被庆祝，只能是一个新的追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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