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法学教师（下）
——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贺卫方
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打着横幅欢迎江先生
五、外国法律文库
回到学界，当然要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经历了这次“下海”，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人必须有所不为，或必然有所不能。此后外面风云再变换，自己也完全不为所动，心如止水。除了在大学工作外，不再有任何旁骛之想。到研究所报到，连原来的办公桌都没有改换，重作冯妇，继续自己的研究和编辑工作。由于那场大事件的警醒，我个人的关注领域逐渐转向本国制度，尤其注意一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先是从历史入手，研究《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南宋时期的司法判决，并与英国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回归后的当年底，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之后，又跟夏勇、高鸿钧、张志铭、刘广安等同道合作，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权利观念以及维护权利机制的变迁与现状。我的研究对象是法官以及司法制度的现状，并结合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己私心也把这类成果作为向厚爱自己的江平老师以及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等的一种微薄的汇报。
1990年代中期，江老师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套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丛书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涵盖法学各领域的大型翻译工程。由江老师来领衔编委会可谓一时之选。江老师邀请了沈宗灵、谢怀栻、郭寿康、冯大同、余叔通等同辈学人以及一些当时还算青年学者组成编委会，又邀请了四位国际知名的外国比较法专家担任顾问。我忝列编委，并担任具体的协调联络工作。在这项持续多年的项目推进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向江老师请益，不断地接受他的耳提面命。当出现了某些困难，可以看到江老师是如何举重若轻地化解冲突，通过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加快各项工作的进程，最终让这套丛书能够顺利地出版。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史上，“外国法律文库”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对中国法律学术与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丛书。丛书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毫无疑问，江老师的努力推动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江平精神”
后来的岁月里，我很荣幸跟江老师多次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记忆中包括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法社会学会议、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岸法治建设研讨会、江老师担任会长期间的历次比较法学会年会、刘桂明安排的多次律师论坛、在孙国栋主持的《律师文摘》历次座谈会、在多所大学共同参与的学术讲座以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个场合，我曾经对于江老师的风范作了一点归纳。2004年4月27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仪式，授予江老师该所荣誉研究员，时任所长的老同学夏勇邀请我在仪式上讲点感言，我讲了如下的话：：
能在这样一个仪式上致辞，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我有多重的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江平老师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能为自己的老师在74岁的时候被聘任为法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表达由衷的祝贺，想跟江老师说：祝贺您，祝福您！
我相信很多机构都想和江老师发生关联，许多人都特别愿意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份敬意。江老师在中国的法学界、教育界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没有来由的，重要的是江老师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在思考这种精神，甚至也有幸亲身体会这种精神。过去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自己有机会聆听江老师教诲，感受他的魅力。1988年，我曾经在一间公司作一个业务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在那里待不下去，就找到江老师求助，使我很快地回到了学术单位。可以说，在那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是江老师把我又拉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每念及此，我总是对江老师心存感激。
我觉得江老师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可以说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个环节。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我们都记得他为保护学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他又如何想方设法与某些邪恶势力抗争。他有一句名言，他也常常将此题给他的学生们：“只向真理低头”。1990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的江老师度过60岁寿辰，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地为江老师祝寿。在祝寿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江老师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坚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叫《我们绝不动摇》。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深受震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
第二，江老师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群体，他们只是要为某种阶级服务，自身决无独立的品格。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品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要面对的考验。江老师是著名学者，他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民商法，还在其他的许多领域，近年来尤其关注宪法问题。江老师意识到民法得以具有生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政环境。江老师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辈子研究宪法的学者，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显示了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
第三，江老师热情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在他70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积蓄，宣布成立“江平民商法学基金”，对于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出的学子加以表彰。同时，江老师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给各种各样的人讲课，这些人都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民商法的知识，还了解了江老师的精神，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认为江老师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后学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江老师内心充满着对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江老师也和年青人有同样的热情，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那样的精力充沛让年轻人也自叹弗如。今天，这样的仪式让我为江老师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也不免让我对于未来有一份企盼，希望将来我七十四岁的时候也能够受聘成为法学所的荣誉研究员，也有江老师这样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有江老师这样的精神。
一转眼，这次演讲已经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2007年，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的祝寿会上，江老师专门谈到过“思之精神”，这里我愿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讲话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补充。
首先要补充的是，他极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无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传播法治理念与知识的事业中。记得江老师曾经谦虚地说自己不是法学家，只能算是法律教育家。了解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何等认真而虔诚。无论是在哪里演讲，他都认真地做准备，绝不敷衍塞责。到了台上，他总是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讲授内容丰富而生动，令所有的听众都为所获得的知识与思想上的收益而兴奋不已。记得2007年5月，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宋振江律师在邯郸举办“燕赵律师论坛”，通过刘桂明邀请江老师为河北的律师就物权法发表演讲。10日下午六点，江老师刚从外地讲学归来，刘桂明和我就到他的楼下接他，马上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邯郸，草草吃了点东西就与当地的一些律师座谈到深夜。次日上午演讲三小时，不要说律师们，我也通过这三小时的听讲而进一步理解了物权法的原理及其在中国遭遇到的独特困难。午饭后江老师立即赶到火车站乘车回京。在北京西站早有政法大学的学生等候，直接接到位于昌平的法大校区，匆匆忙忙吃了个汉堡包，就来到了学生辩论赛赛场，精神抖擞地为辩论赛进行点评。这样的节奏即便是年轻人恐怕都吃不消，但是这位77岁、一只腿还是假肢的老人却马不停蹄、一路奔波下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江老师尊重他人、尊重规则的风范。无论参加怎样的活动，江老师都会准时出席。在规定了发言时间的会议上，他的讲话从来都会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实际上，大家都特别期待他能够多讲一点），绝不拖泥带水。有些人——特别是某些知名学者——参加会议仿佛是一种对其他人的赏赐，讲完话立即走人。但是，在我也有机会跟他一起参加的会议上，江老师从来都是自始至终地认真开会，认真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即便对于服饰，江老师也给予特别的注意。在重要的研讨会或仪式化的场合，他永远是西装领带，仪表庄重。记得在某大学校庆时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年轻学者上台发言，衣着过于随意。江老师马上悄声跟我说：“在这样重大的场合，如此衣冠不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那郑重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中国的未来
这些年来，江老师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治学领域，并作为法学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地开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许多人都记得他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之间的多次公开对话。很明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遭遇到的困难的越来越凸显，经济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学的知识和政策加以解决。1990年代中期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经济学家积极地组织开展对于政府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吴敬琏先生也在不断地强调仅仅依靠市场法则并不能带来合理的市场经济；一种足以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法治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法学家的江老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呼吁，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其中基本的宪政和法治正是题中应有之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频繁地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也是江老师超越法学，越来越经常地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发出独立声音的大背景。
后学们当然也受到这样的精神的感召。我个人由于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今的司法改革，因此也不得不触及到那些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和意识形态因素。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上频繁发言的结果，也会跟更多的社会问题发生关联，作出回应。这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自己与江老师间接或直接地合作发声以及互动。例如关于律师政治参与的倡导，关于“《冰点周刊》事件”的公开信，就废除劳教制度的共同呼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受得到江老师也在关注我，支持我，有时也担心我。
2006年3月4日，我参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的关于改革方向与途径的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真诚而直率的讲话。4月下旬，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上全文泄出，酿成轩然大波，俗称“‘新西山会议’风波”。左派人士如获至宝，抓住我的讲话不放，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讨伐文章。主持会议的高尚全先生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在某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里，说某个学者在会议上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后来见到江老师，他也关切地问起我相关情况，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老师所持的立场较我要更温和，叮嘱我注意所提主张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确信，所谓渐进温和的变革路线或许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行动意义上固然应该温和，但是在学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当历史和逻辑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某种道路已经完全走不通，学者还虚与委蛇，出于策略的考虑，把言与行、名与实相分离，后果会不会更糟糕？
第二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又引起很大反响，左派人士在北京和杭州都举办过声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成为一条合理的道路？在谢韬先生和江老师都参加的一次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会议上，我也坦率地谈了心中的顾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我们心中明明知道那个旗号指向的是一条不通之路，却还是不说透，只是在旗帜之下把其他货色改头换面地塞进去，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么？为什么在其他民族中，有些具有吸纳一种学说中好的因素去改进制度，同时又足以拒绝其中有害因素的能力，有些则是当经验已经证明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时，具有幡然醒悟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视真理与现实，一味地沉溺在某种观念或主义的谬误中，缺乏基本的纠错能力？这跟我们知识界本身的缺陷是否也有一定的关联？也许自己遣词造句上有些过于直截了当，隐约觉察到一些老先生们有些不满的表情。
江老师怎么看呢？好像后来某个私下的场合我曾经跟他请教过。尽管他对于我的激进看法有足够的宽容，不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话题还是让他有一点不安。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历尽磨难，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主流学说由于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吸收而具有了某种活力。我猜测，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变革就会顺理成章。时机未到，社会条件不成熟，贸然提出过于激烈的观点，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姑且不论，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江老师内心里还是认同谢韬先生的观点，确信现行体制有脱胎换骨的内在转换机会。不过，江老师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怎样，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确认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有几分敏感的问题。
八、“信是明年春风来”
去年11月，江老师突然发病，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我曾和刘桂明、龙卫球一起到医院看望过。那时还没有手术，江老师却已经恢复得很好。听说刚发病时，居然说不出话，我心中很沉重。假如江老师不能说话，那简直是比贝多芬的耳聋更大的痛苦呢。后来知道手术很成功，除了打过一个问安电话外，自己也不敢多打扰他术后安静的调养生活。如今，在石河子的街头上，我不禁惦念：江老师情况怎样了？
7月中旬，回到了北京，参加在中国检察官学院举行的比较法学会年会。甫进会场，远远地就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老师，风采依旧，讲话还是那样既有清晰的条理，又激情不减当年，心中宽慰了许多。次日晚，承蒙浙大钱弘道君美意，在江老师家附近安排了一个饭局，又可以饭桌上听江老师谈时局，说学问，忆往事。不过，那天晚上，江老师谈笑风生之中，几次说到自己老了。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这场病也许对他的心理有某种负面影响，从前极少听到江老师发这样的感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以江老师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是乐观开朗的性格，八十初度——用比他还年长几岁的张思之先生的话，叫做“进入‘八零后’”——之后，一定会以他一贯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的事业继续前行的！
“信是明年春风来”。这是在人生经历最苦难岁月时，江老师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边响起。
2009年10月26日于石河子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