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的今天，武汉宣布封锁整座城市，近千万人口就从这一天的上午十点起，被折叠在了围栏以内。

封城通告是在凌晨下发的，也就是说，距离正式生效其实是有大约八个小时的空白时间的，有人说这是枪口抬高一寸的暗示，似乎也有那么一丝道理。

事实上，那晚武汉各条出城高速都挤满了逃向外地的车辆，我有好些朋友都是举家驱车星夜兼程，有的被拦了下来，有的顺利离开，命运各有不同。

回首来看，谈论逃或不逃的收益倒是意义不大，因为这本就不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自由选择题，绝大多数人都还是要留在城里，与抗疫行动共存亡。

另一方面，封城指令的作出和准备显然也是相互割裂的，前者愈是果断决绝，后者愈是仓促忙乱，时至今日的种种祸端，都在那时埋下了种子。

让我无语的是，在官方都还没有表示拐点已至的现在，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唱起了赞歌，开始高谈阔论其他国家「抄作业」的分数，以及它们都做不到中国这样的铁腕决心和隔断规模。

我寻思着我们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心里就没点逼数吗？

中国人民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磨难，所以可以阻止疫情变得更加糟糕，而其他国家做不到这样的管制，所以如果面临同等规模的压力，就一定无法做到比肩中国的应对之道——恕我直言，拿这套逻辑来大肆宣扬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拿人血蘸馒头吃。

你去对着那些因为背着湖北籍就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的打工者，去对着曾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染者说，去对着一个月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幸存者，去对着被迫从一辈子里积蓄里掏出棺材本钱买菜的年老者，我不信你还能把那番洋洋得意的话说出来。

承认一个事实并不难：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可怕的、同时本来可以不必这么可怕的灾难，有很多人失去了金钱、健康乃至生命。没有什么但是，也没有什么幸好。

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包装成获取功勋的机遇，只会辜负好不容易得来的教训。

伤疤好了，别忘了疼。

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里是这么写的：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三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