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曾经用自己的名字为百子湾的一条无名路命名的行为艺术家葛宇路，开始了一个与城市相关的新计划：用风跨城寄一封信。经过8天、67个小时的步行，他用电风扇和鼓风机将一封只有抬头和落款的情书，从燕郊吹进了北京，吹到了他女朋友手中。
葛宇路说，“这是北京才有的土味浪漫。”作为一个武汉人，他来到北京之后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北京的风真的挺大的。“我相信很多人有着与我相似的命运，就像我自己制造的风一样，只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力量，任何一丝从北京刮过来的风都可以轻松地把我吹回去。所以每次北京刮大风的时候，我只能等待，等着一旦有机会，再往城里吹。”
今年情人节，一则记录下这次行为艺术的视频，在朋友圈传播开来。彼时，他正和同样来自武汉的女朋友在燕郊的出租屋里隔离。偶尔出门一次，是为了给女朋友买虾吃，“外地人都不太敢娶武汉人当老婆，因为武汉女孩脾气不好，很泼辣。很多武汉家庭都是女的说了算，我女朋友也经常强调，我俩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葛宇路说。
燕郊与北京一河之隔，但真正区隔两地的，并不是河，而是河上的进京检查站。检查站在燕郊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二月底的一天，葛宇路被告知，作为一个身份证以42开头的武汉人，他必须上交出门证，并不允许再出入小区，而距离他上次回武汉，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与此同时，已经买好了去泰国机票的他，打算凭着这张42开头的身份证，通过进京检查站。
几天前，我和已经身在曼谷的葛宇路聊了聊，他跟我讲了一个武汉人两次进京的故事。
有人问我住在哪儿，我说我住“环京”
2019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从位于燕郊的家里出发，一手拿着电风扇，一手拿着鼓风机，想把一封写给我女朋友的信，吹到她位于北三环牡丹园的家里。这天，是她的生日。
其实我从15号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原计划半夜出发，16号中午就能把信送到我女朋友手上，给她庆祝生日。后来发现，我对于这件事的难度估计得太过乐观了，以至于16号天亮的时候，我刚刚过了进京检查站。但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完成它，于是我在大约一周之后再次出发。
原本选择凌晨出发，就是为了避开燕郊的早高峰。但凌晨三点多的时候，路上的车就已经多了起来，有三辆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感觉像是燕郊打了个呼噜、翻了个身，已经睡醒了。燕郊人起得特别早，因为要进京上班。我听说在燕郊，很多父母凌晨起床替子女排队等公交，为了让子女多睡一会儿。
把信吹过检查站的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因为对于所有住在燕郊的人来说，检查站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论京津冀怎么一体化，只要检查站不取消，北京和燕郊就永远隔着巨大的鸿沟。
葛宇路给女朋友的信
检查站的进京方向，经常堵着长长的车队，出京方向却畅通无阻。没有在检查站消耗过数个小时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在燕郊生活的辛酸的，比起住在检查站另一侧的人，燕郊的上班族永远有一个时间的黑洞。
而当通过检查站的一瞬间，心理上的窒息感就消失了，你身上值得怀疑的一切未知，都不存在了，这时候，不管是燕郊人还是北京人，都被还原为人，不再被区隔、分化。
在某种意义上，检查站也是观测站，是感知北京的一个风向标。它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检查站的设备状态、开放的通道、检查的强度，每天都在变化。有时候京牌车可以免检，偶尔外地车免检；警察有时要看司机身份证，有时要看全车人的身份证。有时检查格外严格繁琐，那种不容争辩，没有道理可讲，只能看脸色、看风向，只能等的感觉，每个燕郊人多少都有体会。
我在燕郊的房租是1600一个月，两室一厅，相当便宜，风景也不错，楼下就是潮白河，河对岸就是通州。这样的房子要是在北京市市区，月租恐怕就得五位数了。
搬来燕郊之前，我住在北京市内的城中村。有一次我正在家里上网，有人敲门说要检查我的证件，我说我不能住了吗，他说可以住，没问题。然后他就走了，没过多久房东就跟我说，你不能住了，因为你给上门检查的人开门了，如果你不理他，他以为这房子里没人，你就可以继续住。但我怎么知道谁敲门不能开呢？
还有一次，我拖着行李箱回来，到了家门口发现住的地方被拉上了警戒线，每隔十米站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保安。我心想这楼里是有炸弹还是咋的。其中一个保安跟我说，你不能住了，有什么问题跟那边的人反映。我一看，有几个人坐在一边喝茶打麻将，我跟他们说，我刚下飞机，家都还没回，能不能通融一下缓两天。他们说，你别跟我说了，有这时间，你都找到新房子了。
经历了这两次，我就再也不想回北京住了。现在有人问我住哪儿，我会说我住“环京”，就是环绕北京的一圈。
潮白河这么窄，游过去才像个武汉人吧
燕郊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廊坊，但在疫情防控上，参考的却是北京的标准，进出小区都需要有通行证。我第一次办通行证大约是2月7号前后，当时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张通知，说每个人都必须办一张通行证，还说什么要学武汉的防控，意思就是，防控升级了。
我去办证的时候倒是没遇到什么问题，只是登记籍贯的时候，居委会的阿姨们看我写的是“湖北武汉”，都吓了一跳，我写完之后她们集体往后退了半步，那个场景特别戏剧。阿姨问我，你是湖北武汉的啊，你在这儿过的年吗？我说，我年前就听说了疫情的事情，就没回去了。
给女友的信到了检查站
到了27号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物业的人，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必须把通行证交回来，因为你是湖北人，身份证42开头的。我说你凭什么要我交回去，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具体的你可以跟居委会咨询。
我就给居委会打了电话，我说物业通知我，因为我的身份证是42开头的，通行证必须收回，我以后不能出小区了，有这回事吗？居委会的人说，确实有这回事，刚刚下通知传达了北京那边的会议精神，说以后所有身份证42开头的，都不得进出小区了。
我刚想解释我没有湖北旅行史，他就打断了我，他说，这就是一刀切，你就认了吧。我当时就突然无语了，因为他也挺痛快的，不像有些工作人员，磨磨唧唧的。
但我当时已经买好了去泰国的机票，我就接着问他，如果我出了小区就不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就管不着我了。他说，就算你出了小区，也进不了京，检查站看到42开头的身份证就不会放行的。听了这话我就赶紧在顺风车的群里面问，42开头的身份证能不能过检查站。基本上所有司机给我的答复都是，你就别想了，走不了的，没戏。
我当时就打算退机票酒店了，但酒店让我必须提供一份证明，证明是由于北京这边的防控政策导致我去不了了。我心想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谁会给你提供文件啊，这本来就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
于是我就给12345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有没有政策规定，身份证42开头的人不准进京。那边反馈也挺快，就说目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文件，他们会尽快调查一下，然后给我回复。我说我这儿急着要走了，万一到了检查站被拦下来怎么办。他说你这个情况，通过检查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检查站遇到麻烦，你再打电话过来。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票反倒不能退了，我打算第二天先骑着电动车进京试试，看看会不会被拦下来。我还准备了小型的摄像机，想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但说来也巧了，因为我研究生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所以我有一张北京地址的身份证，后来因为一系列变故，导致我没有参加毕业那年正规的退户口手续，虽然我的户籍也遣返了，但这张北京地址的身份证一直没有被收回去。所以我现在有两张身份证，并且两张都有效。
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到了小区门口，那个负责检查身份证的志愿者不认识42，他看了一眼我身份证上的北京地址，就放我出去了。到了检查站，警察拿着我的身份证扫了一下，就放行了，我就这样进了北京。我一下子就恍惚了，有点不敢相信，我就在通州买了点菜，又回到了燕郊。
后来我就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说近期政府正在细化政策，过两天会出一个针对湖北人的专属通行证。
但我还是不放心，我觉得政策一会儿一变，一次没被拦下来并不能说明什么。燕郊和北京之间只隔着一条潮白河，而检查站是潮白河上的一座桥。一开始我想的是，实在不行就从潮白河游过去。因为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汉人都会游泳，水性很好，不会游泳的人我们叫他“旱鸭子”。从小我爸就跟我炫耀，说他之前游长江、游东湖什么的，我的高中老师也是，有点像是原始部落的成人礼，只有游过长江、游过东湖，你才算是一个有勇有谋、心智成熟、身体素质过硬的武汉人，才有资格自称武汉人。我想潮白河这么窄，游过去才像个湖北人吧。
一开始我想从家里找个盆，把行李精简一下，放在盆里，拖着盆游过去。但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当时河面上还有冰没化，水温肯定是接近零度的，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些和冬泳有关的注意事项，比如在多少度的水中只能游多长时间之类的，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会休克甚至有生命危险。我还研究了地图，选了一段潮白河最窄的河段，大概有160米宽。综合评估了一下，我觉得自己拖着行李在零度的水里游过去，还是有点困难。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个小时候洗澡的那种大澡盆，连人带行李一起划过去。但超市和京东都没有卖这么大的盆的。于是我就顺带在京东搜了一下皮划艇，发现还真的有一个第二天能到货的皮划艇，能够承重将近200公斤，我和行李都放上去也没问题，就赶紧下单了，还给它取好了名字，就叫“42冲锋舟”。
直到我出发去机场的那天（3月2日），我也没等来居委会承诺的湖北人专属通行证。我的飞机是下午五点钟的，我一大清早就出门了，想着如果在检查站被拦下来了，就执行我的备用计划，回家去取皮划艇。
我坐着顺风车到了检查站，果不其然，政策变严了。我在车上把身份证递给警察，他一刷，那个警报器就开始尖叫，我当时心里想，完了完了。然后警察就把我叫下车，医务人员递给我一个水银温度计，夹在腋下的那种，让我测体温。
我说警察同志我去坐飞机，你为什么拦我。他说谁拦你了，我们这是在做调查。然后他就问我坐飞机去哪儿，我说去泰国。他就把我的机票什么的用执法记录仪拍了下来，就放我走了。我再一次懵了，我的皮划艇白买了，没派上用场。
武汉是北京的过去，北京是武汉的未来
201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叫《东湖站》。我把北京913路公交车东湖站的站牌拆了下来，装在了武汉的东湖中央。
东湖这个地名，在北京指的是一个叫“东湖渠”的地方，在望京北小河公园附近，再往北一点就是来广营。那里并没有任何水域，是一片高层住宅区。我猜它曾经是一片湖，后来被填掉了。
北京东湖
我隐约感觉到，北京的东湖可能就是武汉东湖未来的命运。对于武汉来说，北京是未来；而对于北京来说，武汉是它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城市发展阶段。城市的发展过程，也是它的地理环境不断变化，空间不断被蚕食的一个过程。
葛宇路作品《东湖站》
武汉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武汉的味道被一点点抹掉的过程。我家住在中南路，在长途客运站附近，离现在的武昌火车站也不远。按照我们老武汉的标准来说，这已经属于比较偏的地方了。小时候我家楼下有很多街头大排档和卖吃的的小推车，我没事儿就在楼下溜达，找个大排档坐一坐。这些地方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有些脏乱差，因为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是光着膀子的，像个混混一样，还有人身上纹着龙什么的，讲话也很大声，有时候打打闹闹、骂脏话，什么都有。
汉口有一条很有名的街叫吉庆街，因为整条街上都是大排档，路面上黏了一层油，如果你穿了一双胶底鞋，走在上面会一粘一粘的。吉庆街两边常年坐满了吃饭的人，街头艺人会在其中穿插表演，有吹拉弹唱的，也有演相声小品的。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剧场和餐厅的界限，这就是所谓的“浸入式戏剧”吧，吃着吃着饭，忽然跳出一个人，就在你桌子旁边演起来了。
后来吉庆街重新修了很多西式的建筑，特别洋气，但市井文化却消失了。它再也复活不了了。现在去吉庆街，甚至会觉得有点冷清，整条街的风格也在土和洋之间捉摸不定，漂亮的洋房里面买的是热干面，牛肉粉的隔壁是冰雪皇后，就完全不搭噶。
对于城市更新，我不能说我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但是我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我是伴随着武汉的城市更新长大的一代人，小学一毕业，小学就搬到新校区了；初中一毕业，初中就搬到新校区了；高中读了一半，高中也换新校区了；大学一入学，去的就是刚落成的新校区，校园里的路还都没修好，一片土路中间竖了一栋房子，是我们的宿舍。
我读本科的时候，正是武汉大拆大建的高潮。从我出生的90年代初到现在，武汉最大的变化，就是公共空间的萎靡，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其实就是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和可能性正在逐渐被规训和压缩。
我小时候，住在我爷爷奶奶家，一到夏天家里就热得不行，也买不起空调，晚上大家就把床都搬到马路上去，街两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行军床、竹床、凉席。家里所有人全都上街去，摇着扇子，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困了，大家就一起在街上睡觉。今天睡我旁边的可能是隔壁的邻居，明天就是楼下的谁谁，后天又换人了。我们小孩可开心了，因为床和床之间的距离特别近，小孩可以脚不沾地地从街的一头蹦到另一头。
葛宇路小时候，“那么小就秃了”
今天当然大家家里都有空调了，街道也变得越来越宽，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从行人的街道变成了车的街道，现在我再回到我爷爷奶奶家那条街，发现它已经变成了停车场。
包括后来，武汉一直在争创精神文明城市，不符合精神文明准则的东西都要被取缔，像随地吐痰啊、闯红绿灯啊，还有穿睡衣上街，都是不允许的。过去对于武汉人来说，男的穿个短裤上街，女的穿个睡衣上街，都是很正常的，不会有人觉得有伤风化，或者是耍流氓什么的。大家都很坦然地打招呼，摇着扇子聊天，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很文明。
现在我每次回武汉的时候，刚到的几天，都会有点漂着的感觉。不是我变了，是武汉变了。但再待一阵子又会发现，其实武汉的精气神一直在，只不过藏在剧变的城市景观下面。
武汉一直在我的血液里，我说话带着武汉口音，有时会被北京的朋友调侃，我也会跟着笑，而且非常得意和自豪。武汉教会我的“不服周”（武汉方言里不信邪的意思），会让我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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