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请允许我展开这张我出生并生活了29年的城市记忆地图。如今，它已日渐陌生，以至于一两个月前的事情都需尽力回忆。
那时的武汉是金子做的吗？是的，至少记忆是金子一般的。
街上隔着50米就有冒着白气的早点摊，热干面在碗里，豆皮在锅里，酒还在杯里，眼泪还没被吞进肚子里，人们忙着准备过年。
腊鱼腊肉早就过时了，时新的年货是海鲜礼包——手掌大的九节虾、木鱼一样的面包蟹，或是橘红色的大西洋鲷——又被称作“长寿鱼”——附会着讨个好彩头。主妇们笨拙地搜索它们的烹饪方式，鱼身开边蒸，鱼头熬粥——这个城市还没有吃这些的习惯，也算是互联网经济的舶来品。
从小说普通话的孩子们都从世界各地回家了，与此地的打工者和大学生们在机场车站对向擦身而过；从小说武汉话的大人们忙着被迫履行过年这个有些厌倦的义务。
总之，那时的武汉和中国大部分大城市都并无不同。
类似成都的“安逸”“巴适”、北京的“局气”“老炮儿”、上海的“老克勒”“上只角”——武汉也被贴上了一些极尽刻奇媚俗、且容易得到资本青睐的标签——“江湖”和“码头”。
可到底什么才是“江湖”和“码头”？是1966年夏天市中心的孙中山铜像下长久摆过的几具武斗死者尸体，还是那些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又回城、在八九十年代长久流传的黑话切口？
可能，“江湖”和“码头”就是不好好说话吧。
当一位摩的司机告诉你：“把一块钱。”那意味着他想要十块——90年代，房价还没有拉动经济的重工业城市里，人们尊严消失殆尽，钱都在广州、在温州，然而在这里，却流行这种轻佻，来显得举重若轻；
当一位外地人问早点摊老板，一碗稀饭多少钱，老板说：“一角。”当那农民工连着要上明显超出食量的四五碗，人们就知道他不明白其实“一角”是一元，可以看好戏了，末了还会加上一句：“苕货。”
也可能，“江湖”和“码头”是老城区的游戏机房里混合的烟味冷气，汽水瓶盖已经撬开，你操纵着欧文（90年代的英国足球球星）在屏幕上帽子戏法，却战战兢兢，连欢呼都不敢大声，唯恐搭过来一只手：“小伙子，身上有冇得钱啊？”
后来，老城区连片的棚户区被数家地产商觊觎，以旧城改造的名义被拆掉，统一拍卖，困扰家长老师们数十年的棚户区不良少年难题，就这样被土地财政轻易解决掉了。
老住户都散去城市边缘的还建房里，不会再有少年在街头、游戏厅和奶茶店扎堆。棚户区的原址上，XX国际中心即将开盘，盛惠3万5一平，学校门口也只看得到里三层外三层的送饭家长翘首以盼的脸，哪还有什么“江湖”和“码头”。
等到新媒体大合唱的今天，标签又重新被拿来、被定义、被借用，成了旅游和文创的亮点，忽略掉其中市侩、不讲道理的成分，然后再消费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像小时候的热干面，只放芝麻酱而绝无卤水，外地人觉得干、涩，难以下咽，父母却吃得精神抖擞。
手拿刀叉、渴望奔赴想象中城市发展红利宴席的人，迫不及待地展开了针对武汉和另外一些城市的比较，并得出结论——毋庸置疑，武汉已是最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唯一需要立即调整的是房价，它应当更高、更符合大都市的定位——都是些什么人啊，在此之前好些年，我总这么想。
我和我认识的人，还会去老店吃生烫牛肉，店里有一口人都可以躺进去洗澡的牛骨汤锅，店员轮流往里面加水、加味精、加牛骨，虽然味精日多而牛骨日少，但那锅24小时从未停止过沸腾。没钱的酒鬼会烫一碗牛肝，以前牛肉面3块5，现在十六七——以前比麦当劳便宜，现在比麦当劳贵——也还是得吃。
在我心里，是生烫牛肉而不是别的，才让武汉之所以为武汉。
有段时间，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三五次华南海鲜市场。
每年的小龙虾或大闸蟹季，大家都会去临街一排门面采购，和内地的大部分的海鲜市场一样、这里因短斤少两而在市民心中臭名昭著。
背街的巷子是做批发生意的，我几乎光顾过每一家不为人所知的门面，有熟知的摊贩，能靠售卖的海鲜种类猜到老板的籍贯，鮸鱼、大小黄鱼、鲳鱼来自江浙，黄翅、沙尖、泥猛来自闽粤。
我常去一家叫“天飞”的海鲜门市，有上好的地瓜粉、蚵仔、兴化粉和鼓山老酒，老板一家是福州马尾人，善良随和，总在泡茶，常常抹零，已在武汉郊区买房安了家。
另一家常去的店叫“祥芝”，店名源自老板故乡闽南石狮的一个小镇，常能看到刚死的石斑鱼被拣出鱼缸，老板会很不耐烦地摆摆手，“20块拿走！”一副不屑做零售生意的样子。然而就算海边也难有这么便宜的物价，我曾经一次性买过10条，到手时还栩栩如生，恶作剧般地拿去马路菜场铺在地上卖，武汉人根本不认得它，快臭了也没人买。
在淘宝生鲜配送尚不发达的时候，华南海鲜市场的商铺对来自沿海地区、在武汉打拼的人来说，就像胡志明小道或者驼峰航线一样，是能吃到家乡食物的唯一途径。
某条巷子里有卖蛇的，我买过用来煲汤，老板直接戴手套抓，剁掉蛇头斩件。这些蛇都是养殖的，有很成熟的产业链，淘宝上就有卖，四五年前，一条不大的乌梢蛇不过五六十元。
唯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这市场里曾有人当街杀活狗，或是把猫用水淹死然后伪装成兔肉。摊主与记者及附近居民展开了十年之久的拉锯战，宠物保护组织的壮大则是让此事后来不再发生的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公开卖狗肉，如果你说要买，摊主会讳莫如深地拿出一条冰冻的狗腿——说起来，确实是来历不明的食物。
蛇摊旁的巷子尽头，我曾见到过狼崽或者獾一类的动物，不大，关在小铁笼子里，眼睛是亮的，比周遭的鱼类和牛蛙更像活物，我试图捏那很粗的栏杆，摊主一声惊呼：“小心咬手！”这是真正的违禁商品，也是最符合“野味”定义的食材，我只见过一次。
至于吃蝙蝠这件事，从小长到大，我的确闻所未闻。
最初舆论焦点集中在海鲜市场，我是支持的，也跟着一起骂：第一，吃野生动物当然不好，应该大力宣传；第二，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血腥发家的富豪，和很多人一样隐退，已消失在城市的历史里。
但将病毒的出处归结为武汉人爱吃野味，并给它定义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毫无道理的。武汉人并没有“爱吃野味”的风气，华南海鲜市场也只是一个南方城市再常见不过的、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谈不上是法外之地。更何况，认为一个因禽流感而禁止活鸡宰杀的城市遍地是野味，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说起来，市区里的确曾有过一个宵夜聚集处被称为“野味一条街”，主打菜其实是烧鸡公，笼子里和公鸡一起关了看起来像野鸡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不过是养殖的珍珠鸡番鸭一类，被用来促销。
大部分顾客都不会点珍珠鸡和番鸭，笼子里极少的几只异类，眼见的活了至少有3个月之久——我上小学时仔细观察过，大部分顾客会点一只公鸡，在路边现杀。来吃的人多以男性为主，做一些相对“社会”的工作，建筑行业、基层政府机关等等。吃野味的幻觉、猎奇、夹杂着吹牛X，混合在一起，就是下酒菜或者壮阳药了。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坏人，也是人生中曾喊过叔叔伯伯的人。
大概10年前，“野味一条街”被取缔了，并不是因为卖野味，而是因为扰民。
很多人都忘了封城前几天的武汉长什么样，我也还记得。
促使我戴口罩的理由是家里刚好有朋友寄来的时装口罩，当然，他人的提醒也很重要。
1月12号，朋友约我去图书馆看书，见到他时，他戴着一个标准N95，非常闷人的那种，皮筋跟防毒面具一样勒在后脑勺，看书时也没摘下来。我立刻对自己说——嘿，铺天盖地好大一个傻X——我敢担保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在2020年1月16号之前，在武汉室内戴标准N95口罩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经过的人都会诧异地看他一两眼。
“这个事有点吓人。”他跟我说，“你最好也戴上。”
这么多年来，武汉从来没有因雾霾而季节性戴口罩的传统。这么戴口罩的人要么有病，要么觉得别人有病，反正都是有病。武汉话里称呼这种人还是——“苕货”——苕就是红薯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在图书馆里一直戴着口罩的人，都会被当作红薯看待。
几天后，对应的是社交软件上广为流传的表情包，“全世界人都认为中国是疫区，全中国人都认为武汉是疫区，而武汉人还在开心地办年货”。一开始，武汉人的确感觉是受到了冒犯的，觉得自己的城市里有病毒是丢人的、是一种侮辱，是他者对自己的抹黑，自己有必要发声澄清，于是多数人选择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说“all is well”，这样的逻辑其实贯穿了整个时代——人对于令自己感到不适的东西总会极力否认。
于是，“码头文化”又一次被提出来了。
可没有哪种文化会热衷于得传染病，或者跟钱过不去。关键是，买口罩要去药店，要行动，而普通市民在封城前接收到的信息，不足以让人行动。
从“有限人传人”到“封城”期间，绝大多数市民都没有收到任何建议、警告和提醒，之前不知道做什么，之后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封城前一天，加州程序员朋友说要给我送些药，美国带回来的。我想了想，回复几个字：“不去，怕死。”
程序员是元旦回武汉过年的，本来约定一起去吃生烫牛肉面，后来不敢吃了，说喝杯咖啡吧，咖啡也没喝成，仓促下买了大年三十当天回美国的机票，损失7千块。
半夜2点，几个APP同时弹出消息，我转给程序员：“武汉封城了，哈哈哈哈哈。”
他回了句：“X，走不了了？”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发来张人在机场的照片，附文：之前的票不要了，马上起飞。
我问机场啥气氛，都跟你一样外逃的？
他说对，欢乐、祥和、末班车、想开酒。
封城前一天，程序员本来已经收拾好行李打算上床，第二天和家人吃完午饭就离开武汉，买的是达美航空武汉转道东京飞洛杉矶的票，这时收到封城信息，整个人都傻了。
会封多久呢？也许要15天？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影响在美国的工作？他敲门把爹妈叫醒，家人大概花了0.5秒钟，就帮他做出了决定——马上走，开车走，重新买机票。
程序员还在翻行李箱做最后清点，楼下汽车已经发动，妈妈坐在车里催他：“小心机场高速封掉。”
出门时街上还没什么异常，和平日年关的凌晨一样，上了机场高速，才发现路上很多的士正往那边赶，程序员买到了8点武汉经停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买好后一刷新，就发现那班卖光了。
机场看上去人不多，防爆安检还不需要排队，程序员在值机柜台等着。4点到5点的时候，入口处突然热闹起来，程序员的耳朵里传来英语、韩语、日语，各种各样的国际方言都来了；6点，航空公司的人现身，人群一阵骚动，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要担心，10点以前的都可以飞，10点之后的，大家自己去退票吧。”
1月23日凌晨的武汉天河机场（作者供图）
机场人很多，也有没戴口罩的，其实并不太安全。但他父母一直不肯走，等到早晨目送他进了安检才离开。他找到一家星巴克吃早餐，旁边一对情侣在看此刻机票价格的涨幅，计算自己节省了多少钱，很开心的样子。
飞机到了上海，气氛立即就不一样了。安检如临大敌，穿上防护服依次给每个人测额温，稍有不对马上带进屋复查，载着警察和医生的巡逻车在大厅来回穿梭，警灯闪烁，程序员躲在星巴克瑟瑟发抖，生怕被人查身份证，他敲了几行代码，根本无心工作，发现邻座的顾客也神情异样，便试探性地问：你是武汉人吗？
那位老哥比他更猛，早上8点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变样，已经买不到武汉出发的机票了，于是开车到了100公里外的黄冈，趁那里高铁站还没封，成功坐高铁到上海搭上了末班机。
直到广播口通知登机，两位准逃犯才放下心来。
落地美国，工作人员说，你需要secondary check——就是俗称的“小黑屋”。程序员从小到大，不管是旅游、留学、还是工作签证，出入美国总有三四十次，还是第一次进这个地方，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小黑屋里不能用手机，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抱歉，你们可能需要多等一会儿，我们的医生在检测另一班国航。”联邦警察说。朋友约定来洛杉矶机场接他，时间差不多到了，程序员着急怎么把进小黑屋的信息告诉朋友。
2个小时后，医生进来用华氏摄氏各测了一遍体温，确认正常，才可以离开机场，给每个人发了张纸，中英双语，要求这些从疫区归来的人回家后自我隔离14天，上面是注意事项，一旦有症状要立刻通知CDC。
警察把手机还给他，上面有一条未读信息：“I gonna a little awkward.（有个事情有点尴尬）”
他问啥，朋友说，同事建议我最好不要来，我帮你租了辆车。
加州程序员开着朋友租的车回到工作的小城，全程戴着口罩，他不想污染这辆车。路上实在太困了，他休息了2次，把每个停车的地方在地图上标记下来，万一自己被感染了，好方便CDC查询。
朋友寄来一大堆零食表示歉意，他吃着这堆零食度过了14天。
封城的头一阵儿，我活得像个阁楼上的安妮弗兰克，不敢开窗。有天被太阳照醒，我X，大好春光啊，战战兢兢开了大概50秒，过来个人，吓得我连忙“哐当”一声把窗户砸上。尽管那人带了口罩，但那几天有专家说了，不仅是飞沫传播，还得提防气溶胶。
我看到麻雀和鸽子在平台上散步，家门口窗前的树下住了大约20只麻雀——真是门可罗雀——野鸽子都叼着树枝开始筑巢了，白肚皮的喜鹊在树冠里跳来跳去像猿猴。
旧时我家楼下（作者供图）
在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疯狂转发求助微博。有天一位精神病医院的护士联系我，六角亭，很有名——每当武汉人在街上碰到傻X，就会一脸诧异地说：“六角亭的院墙垮了？”
那里院墙自然没垮，患者医生却感染了不少，就安排一个护士值夜班，和十来个病人在一起，任谁也不能不害怕，希望我联系记者舆论监督云云。媒体朋友响应迅速，可那厢又变了主意：“被感染了的同事都没出头呢，还是算了吧。”
没多久，程序员也给我发来信息，“是我高中同桌，能帮帮忙吗？”
当事人在美国当律师，母亲本来要去陪她过年，因为外公生病，留下来照顾，自己也被感染了，父女二人相继去世，家里只剩外婆一个。外公去世后手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外婆也出现了低热状况，社区只能隔2天去看一下，送点方便面，老人家牙齿不好没法吃，只能喝点汤，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希望能有志愿者送点粥或者汤一类的流食，以及一部操作简单方便老人使用的手机。
程序员说，你认识能办这件事的志愿者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费用，多少都可以。
尽管有些不礼貌，我却开始回忆起往事来。
程序员来自武汉市最好的高中，这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讽刺的是，他们和我就读的最烂高中仅有一墙之隔，我们的教室正对着他们的操场，于是，各种垃圾时常从窗口无边落木萧萧下。
对方校长找上门来，勒令我们打扫，我们扛着扫帚就像战士扛着枪，磨着洋工，也算是难得的休息时间，老师挺恨铁不成钢：“你们就不是来读书的。”
扫地的时候，邻校的姑娘们先是茫然地看着我们，搞清楚这些人是来干嘛的之后，就偷偷地笑——她们毕业之后应该大多都会去康涅狄格北卡罗莱纳或者加利福尼亚，往后的人生和我们就相隔太远了。
后来，我常给程序员说起这段经历。
“如果只是送饭，问题不大，可以把食物放在门口然后敲门，不会有直接接触，手机就有点麻烦了，估计得当面教会她用，要颇费一番工夫。你有医用口罩和护目镜吗？”我问他。说实话，里面是什么情况，开门后会看到什么场景，我真的难以想象。
程序员有些迟疑，说，你尽量别去，医用口罩倒是随时有，在北湖，就是没有护目镜。
我在想自己被感染的可能，但这个的确没法细算概率，心里有个天平，“去”的这一头明显更重。脑子里不是没有闪过念头——如果被传染，害了自己一家怎么办，可只能强迫自己先不去想——93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尝试做什么了，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些什么。
想到这里，我就做出了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我还是不希望你去，老人的身体可能还是有反应的。”程序员认真地说。
我说你先落实口罩，把情况告诉我：小区封闭了没有？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是什么情况？我得做好心理准备，到了那里，就算不上楼或者进门，总能看到一些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再来想办法。
他说好，我马上问。我翻出泳镜塞进裤袋，打算当护目镜用。
10分钟后，程序员回复我一张截图。“通过本科渠道联系到校友，居然在区防疫站工作，刚好有防护服，决定亲自去送饭送手机，太感谢你们了！”附带一个流泪的表情。
我如释重负，胸口在起伏，是混合着紧张和悲伤的强劲肾上腺素。
一开始的两三周，我知道许多武汉人打开社交软件，会不断地说：我X，我X，我X，直到刷到某一则求助，会消停下来，说：“我，X……”
那多半是自己亲朋好友的求助，而你在此之前一无所知。
死亡在很多地方都是宿命的，在武汉，以前人们知晓它的方式，是楼下出现的花圈，家属拥有一个可以用乐队把邻居吵醒的破晓黎明。然而，病毒改变了这一切，它兼具生病和意外里最糟糕的部分。
患者承受可能的死亡，家属承受的是亲人死亡前的被动，当你在网上求助，你就一定得跟人解释些什么。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家老人也中招了，她没有发微博，尽管发病当天就可以做这件事，但她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等待社区通知，在家隔离。没有床位，第10天，老人晕倒了，她觉得等待决计没有希望了，开始在网上求助，希望能被收治，以及能买到一台制氧机。
我有一台制氧机，但没人能开车送过去，评论最高赞的一条，是建议她自己买制氧原料插在水瓶里自己做制氧机，这位网友说：“养观赏鱼的人人都知道。”我的确佩服他的幽默。
我听了她和社区的电话录音，是没有意义又令人沮丧的来回拉锯，我面前能浮现出这样一张办事员的脸，不特别愤怒，提高声调只是为了掌握主动权，就像拒绝一个申请低保的人或者被扣押车辆的小贩那样。过去，如果不这么做，每个认为自己有资格申请低保的人都会到街道办来拍桌子，但这个办法用在对待肺炎患者求助上则见仁见智。
媒体朋友联系上了同意接收的医院，但需要社区开转诊单，社区表示没有见过转诊单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开，于是只能满世界找一份没有人见过的转诊单。
不管怎样，她发了微博，如实介绍了情况，放了录音，微博被很多大V转发，引起了一些反应——最直接的反应是社区破天荒地主动给她家打电话，说如果因为在网上发的东西影响了上报程序，那么后果自负。
第12天，事情的解决还没有任何希望，她看上去快要放弃了，“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内容可以用来更新”。
第13天，外公外婆住进医院，她删了微博。
她居住地所在的社区领导不久后因为另一件事情被查处撤职，那是封城20天以后的事了，20天里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发生到我头上之前，我永远都不知道，在巴黎城里的人写不出《巴黎烧了吗》。
很快，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生病了，喉咙痛。
我每天都异常敏锐地体会着身体最细微的变化，不断尝试吞咽，看看这一次是否比上次更痛。大口呼吸，感觉心脏也开始隐隐绞痛，隔20分钟量一次体温。更糟糕的是，大腿也开始酸胀，我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
我不敢跟妈妈说，也不敢跟朋友说。只能独自回想地铁上遇到的，图书馆里遇到的，菜市场里遇到的，碰到我、接触我的每一个人。衣服是否沾染了某个人的唾液，脖子是否感受到某个人的鼻息，他们每一个人的体态、模样、神情，以及所有的一切是否有可能使我染病。
就算这样，我也没有考虑过去医院，我家离定点医院要走1到2小时不等，在那段时间里要在医院排7到10小时队。好朋友妈妈的
情况比我更严重，咳嗽感冒很久了，也是自己去药店买奥司他韦——每个人都知道去医院更容易交叉感染。
然后就是吃的问题。
我家冰柜里的囤货可能比90%的武汉人都多，是我妈年前和邻居团购的冻牛腩，不知道是乌拉圭巴西的僵尸肉，28块5，卤起来缩水，可能牛已经壮烈牺牲3年了。
我一度对这种操作嗤之以鼻——超市里有冷链配送排酸好的鲜牛肉，过年无非涨点价，去图这种便宜，纯属囤积癖和饥民意识。可如今封城令一下，全变了。
我妈要出门上班，我气得差点把她手机砸了；我冒险出门给朋友和拾荒者送了一趟食物和口罩，我妈也在那儿长吁短叹。总之，大家达成共识——出门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不负责，宁可节约吃点儿，也不买菜。
随着剩余食物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消耗，我逐渐体会到一些久远的常识：鸡蛋远没有同等体积的肉顶事儿，50个鸡蛋，三口之家人均2个也就吃一个多礼拜，鸡蛋消耗掉一半时，我开始用手把残留在蛋壳膜上的蛋液刮下来。
烹饪技法也值得一番研究。煮鸡蛋不下饭，率先被淘汰，回想健身时将蛋黄扔掉的奢侈岁月，恍若隔世；炒鸡蛋无菜可配，蛋炒饭总不像一餐正经饭；最常吃的是蒸鸡蛋，像蛤蜊炖蛋那样，撒葱花，泼明油，一个蛋能送一碗饭。
后来从上海居民那里吸取了经验：红烧荷包蛋，当大菜烧，放酱油和糖，两个人分一个蛋就能送一碗饭，将蛋的个体单位作用发挥到极致，确实是人家的本事。
吃不到新鲜猪肉，我尝试以腊肉泡水，试图让它恢复活力，味道像小苏打腌过的猪肉，嫩而有层次感，但不能泡太久，有次在冰箱里放了一个礼拜，那味道跟秦始皇开棺差得也不太大。
这使我开始思考父辈们的经历，有次我和我叔叔聊天，问他们小时候牛肉面和现在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叔叔说小时候哪有牛肉面，只有热干面，武汉全市一天都杀不了一头牛，90年代初食堂才开始每天有小荤，一两肉丝，三个人分，比现在山区营养餐水平还差点。
有朋友吃了十多天泡面，把买不到菜的困境发在微博上，被网友们骂惨了，说她是巨婴，为什么不提前囤菜？
可一个普通南方人家里能有多少余菜？我一度以为北方人均家里都有2吨大白菜呢，专门去问过，北京朋友说，家里没地窖没后院的都不大囤了。
封城以后，并没有出台市民关于是否应该出门买菜、何时出门买菜的指导手册，人们是如此健忘，可能还有人记得一张封城之初流传的图，超市劝说居民不要一次性买太多，以免造成挤兑带来的物价上涨。
如果出门买菜，她就会成为视频里超市门口长队的一部分，人们惊诧武汉人居然这个时候还敢出门，高呼封城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老老实实不出门，就算每天只吃两顿，家里的存量也会很快消耗殆尽，而在网上求助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巨婴”。无论作何选择，都有1/2的机会被永远光荣正确的互联网法庭审判。
食物短缺代表的，更多是对未来的预期变差，因为买不到菜饿肚子或者吃泡面，和为了减肥饿一两顿或者工作太忙吃几餐泡面完全不一样。一个月来在城市里发生的事儿，让很多人的安全感成为了奢侈品。
等到2月中旬，武汉各小区陆续封闭，没有物业的老居民楼也被用水马封锁出入口。
消费水平上看，疫区的武汉可能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40块以下的烟已不存在了，便利店被要求全部关门。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开着的，店主只做有他微信的人的生意，于是店主的微信就成了抢手货。
凌晨，一袋袋香烟饮料罐头方便面越过墙来，被从铁栅栏的一端递到另一侧，豆豉鲮鱼平常12，现在22，不能怪店主囤积居奇，他也进不到新货了，房租可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
商品名也体现修辞的艺术，猪肉高达81元/斤，美名其曰“黑猪肉”，普通鸡蛋也变成了“散养土鸡蛋”，网友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扬着小脸踊跃举手：“坐标上海，我们这里黑猪肉也要80一斤。”“对啊对啊，我们这边平常还吃不到黑猪肉呢。”至于普通的猪肉，那是没有的。
本地购物困难，外地的朋友寄东西进来也只能靠动脑筋或者碰运气。
“您能卖给我一个‘片仔癀’的盒子吗？”一天，陈大狒对药店的工作人员说。
对方没听明白：“盒子？”
对于有湖北朋友的漳州人来说，2月底最紧俏的物资，就是和片仔癀有关的包装了，盒子、箱子，甚至袋子，相当于往湖北寄东西的凭证。陈大狒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疫情开始后，许多朋友都被困在家中，缺衣少食，甚至没有洗发水、卫生纸和洗面奶。
起初，顺丰规定只能往湖北地区寄口罩，但捎带食品和生活物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部分时候，“口罩”成了掩护；后来规定更改成只能寄药品，并且必须是本地中药上市公司片仔癀旗下的药品。
可当她费尽心思搞到片仔癀的包装盒之后，县城的快递员又说什么都不让寄了，到漳州市区才能寄出去。
城市街区被水马封锁（作者供图）
标志混乱时刻结束的符号，是社区喇叭播放内容终于从“根据国家传染病法规，本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变成了“居民同志们赶紧下楼买菜，有鱼肉供应”。大概十天半个月会供应一次，得用最快速度跑下楼，每人限购2斤猪肉、2条鱼、60个蛋、猪肉50一斤、3斤半左右的草鱼40块，大概比平时贵一倍，但和网上流传的匪夷所思的价格相比，已经很便宜了。
很快排队的长度就超过了两个路口，大家都比较客气，没人插队，有人发现自己忘了带钱想上去拿，前后的人也认，基本维持了间隔2米。老人们互相聊天：“这搞得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菜差不多的。”
第一次，我用足了购买份额，交钱后，工作人员大声喊：“肉还够1个人的啊！”我想，要不要留1斤肉给后面的老人？狠了狠心，还是拿回家吃了——1个月没吃到新鲜肉，实在太想吃了。
第二次，轮到我的时候，荤菜没剩多少了，我只买了1条鱼，把肉和蛋的份额留给别人，又想起互联网法庭里那些对武汉市民为什么不囤够食物的指责，这也许并不是个聪明的选择。
我住在江汉路，传统意义上的武汉市中心，那天买菜时的场景作为社区保障的优秀典型上了湖北新闻，我买菜的境遇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远不是最差的。
尾声
“武汉人”真的是个奇妙的宏大词汇。
有些时候，它是英雄的武汉人，当英雄的武汉人讲述困境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婴。封城50天了，武汉真的没有巨婴，有的只是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和不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的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常识、同理心和人们的悲欢。
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我知道我们只是坐在替补席，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几天前，加州程序员也买了一车罐头、印度长梗米和藜麦，看起来能吃半年的样子，他说加州搞不好也要爆发，得先囤点粮，然后决定和我一样，再不出门。
我们又一次回忆起高中的往昔，那时我和他并不相识，却发现大家都吃过同一家热干面、喝过同一家奶茶，两所学校放学时间不同，彼此错开，学生们一墙之隔却并不相互了解。我常去对面的巷子抽烟、打牌、谈恋爱、抄作业，或者看有没有扯皮打架的热闹；他只会去马路上的文具店或者报刊亭看有没有安东尼、七堇年的新书，或者和同学一起叽叽喳喳地交流手办。
我说，你们学校的人从来不到对面巷子里去玩。
程序员说，那是他们，我经常去。
我说，类似在那边深入黑人区？
他说，差不多。
那天我们还聊了很多，关于武汉这座城市的记忆、精神、气味，和曾经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有些时候，虽然相隔重洋，却会比一墙之隔的时候更近。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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