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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时，就买好了4月3日深圳北到许昌东的高铁票。按我当时的估计，进入4月国内的疫情就会放松许多了，而且官府急于启动经济，一定会放松交通的管制，所以我应该能够成行，回家给爹娘扫帚墓。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官府居然可以是这样一个放松法：交通管制是放松了，但是你必须有所谓“健康码”才能出行。官府不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健康码”或“绿码”的吗？这些人的出行权利就这样一句话就被剥夺了吗？
3月底，我四处打听，除了健康码，可不可以办个“健康证”之类的上高铁住酒店之类。果然，可以去社康中心或医院去办健康证。我就兴冲冲地去社康中心，结果人告诉我说：扫码才能办健康证。靠，我要是能扫码，还需要办健康证吗？人家说，你不扫码，我们怎么知道你过去14天有没有去过疫区，怎么证明你是健康的？我靠，这就是个死循环嘛。
当时我儿子还在武汉，通电话时儿子说，“你就先下个微信或支付宝，不用来支付或社交，只用来出行证明，等回来销了不就行了？”我说，“不行，坚决不用微信或支付宝，坚持不开移动支付，这是我的道德原则，不能因为一趟出行，就给打破了”。
于是只好取消了高铁票。对爹娘的在天之灵说，我七月十五再回家拜你们。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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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5月开始，就弃用微信了，至今整整一年，颇有点感慨。
去年5月的一天，早上醒来，第一时间摸到手机，一看，傻了眼：微信不能登陆了。随后就不停地通知：你的微信帐号已经被永封，如果帐号里有钱，请赶快取出。大意如此。
愣了半天。为什么封我的微信？人家企鹅公司牛摆，不告诉你原因，要你自己反省。我就反省：过去一个多月时间，我只在朋友圈里说过一次话，只是报告了一下自己在南京的行程：受聘成为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刘志彪教授的合影，之类。没有理由封啊？想啊想啊，唯一的可能是：前天晚上在“长江产经智库”的群里，和一群经济学教授们聊瓷米毛衣战，我对当时凌羞将要去日本参加G20峰会见特没谱，估计会谈毛衣战的事情。我对此表达了一种相对“悲观”（或者叫“乐观”）的观点。也没法问一问企鹅：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陆亚明老师听说我也被封号了，开心得合不拢嘴，因为我刚刚前几天还讥笑过他，被封了两次号了，还是太嫩啊，看看老江湖是怎么混微信的。然后就轮到我了。
很多老师被封号之后，都会呼天抢地喊冤：我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啊，怎么就封了？我倒不会这样，没啥冤不冤的。有老师说了，国家判刑也还要讲个法律呢，还有个审判过程呢，企鹅倒好，二话不说，就把你头砍了，还不给任何理由。你要说我说的话有罪，那你列明条例啊，哪些话不能说，说了就砍头，那么我们不说这些话就是了。你们不明订条例，说砍谁的头就砍谁的头，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对此清醒得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明规则？一则，明规则订出来，就是在国际上自证其丑。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二则，倘若订了明规则，就会有太多人绕过你的明规则，结果只能是不断扩大规则，然而防不胜防，除非你规定所有人都不许说话，不许用汉字，否则堵不胜堵，要累死企鹅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则，只要有明规则，就必须有审判体系，就打不完的官司。
所以，不能有明规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砍你的头，你还求告无门。不信你试试去法院起诉企鹅不让你说话，看你会不会被立案，看你能不能告赢。如果连这个制度自信都没有，企鹅敢这样搞？另外，没有明规则，你们每个人就只好加强自律，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就必然会尽可能地龟缩在“绿区”的核心区，以策安全。你们最好不说话，就最安全了，然后企鹅自己就安全了，然后国家的安全也就有保障了。不止是安全，大家都降低了成本了。
好几个朋友劝我想办法再开个微信号。我想了想，还是算了：如果我再开个号，我能忍住嘴巴，像徐庶进曹营那样一言不发吗？仔细想了想，我做不到，我太了解自己了；做不到，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次次地被封号，一次次地重开，微信号就像男人的男根一样，成了“烦恼根”。烦恼伤身又伤心，而且还增添了企鹅和CAC的监管成本，虚耗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财政资源，于个人于国家，完全是“多输”格局嘛。何必为了自己嘴巴爽，就让自己心里不爽呢？何必让自己和CAC“相看两厌厌”呢？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那么不如不见。
于是就下决心弃用微信。“相见争如不见，无情却是有情”。
3
最开始一个月确实感觉像少了点啥：一次次早晨醒来摸起手机，点一下微信，不能上。叹一声。再睡一会儿。许多朋友就联系不上了，尤其是那些在国外认识的加了微信的朋友，就此永别。许多微信转的文章就看不到了，许多朋友的观点也看不到了。以前还可以在微信上跟心仪的美女玩玩暧昧，现在这个管道彻底失去了。总之就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当然正所谓，“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失必有一得”。失去了很多，想想也收获了许多。之前每天浪费在微信上的时间太多，每天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高达9个小时，弃用微信之后，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降低到了2个多小时（当然自今年2月底下载了一个学英语的APP后，每天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就增加了两三个小时，这是后话，不题），于是就节约出了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由于不用微信，许多临时在微信上凑的饭局就叫不到我，又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以这一年时间，我读书的效率真是提高了许多。
当然更主要是省却了烦恼与忧心。每当听说又一个朋友被封了微信号时，我就开心得不得了——这就像听说某男被女朋友甩了一样的开心——瞧我，举刀自宫做了太监之后，就再也不用烦恼小弟弟得不到满足了，连五姑娘都不用了——当然也不用像来福那样被迫做反割命通奸犯了——我连鸡鸡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跟张敏大美女通奸呢？阿，米豆腐！六根清净，无欲无求，无欲则刚，由静入定，由定生慧。施主，你果然有慧根。错了！我有慧，没有根。
这世界果然静下来了。别人不来打扰我，我也不去打扰别人。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我由此以鲁翁自拟，隐居在西三条胡同21号，钞我的古碑，偶尔期待老朋友“金心异”过来，把皮箱放在几上，因为害怕狗，心脏还在扑通通地跳。好吧，现在是金心异先生在钞古碑，期待周豫才先生来访。
还好我不用工作，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所有工作生活都依赖微信，被封了号如丧考妣。朋友会说，你不用微信，联系你太不方便了！我就说：如果你真要联系我，就一定能联系到我——手机号码还在嘛；如果你真的联系不到我，那说明你并不想真的见我——你不知道地球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5个中间人联系起来吗？——再发挥一下：在不用微信之后，还能跟你有联系的朋友，才是真心的朋友；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都只能说是“伪朋友”。
当然我不否认，许多人的朋友圈是做生意的平台，至少是机会的来源之一。我可以弃用微信，一说明我不再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人，二说明社会也不需要我了。这话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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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女朋友抛弃了的男人，都假装是自己抛弃了那个女人。我的弃用微信，其实也不过如此。那些被社会抛弃了的人，也都假装是自己抛弃了社会。古佛青灯，就是失败者的证明。
但我的假装抛弃社会，并不是自微信始。过去几年里，我一直抗拒使用所有最新的技术工具，包括移动支付，包括快递，包括红包，包括刷手机坐地铁。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标榜自己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表明自己抗拒被技术挟裹不同流俗、不同凡响。
然而你抛弃社会，就像一只蚂蚁离开了高山，不减山之伟岸，而社会抛弃你，就可以像一个石块、一个河沟挡住蚂蚁的去路，让你徒叹奈何。我慢慢体会出这句话的味道来了。
很多地方，已经基本不收现金了。最可恨的是深圳供电局盐田营业部，居然拒收现金了，搞得我没法缴电费，我威胁要起诉他们违反《人民币法》也无济于事。去食肆吃饭，必须扫码点餐，那就让别人点；吃了饭开发票也要扫码，这最可恶，只好让别人帮我扫，扫完了找地方打印。还有，不少高档楼宇的地下停车场也没有人工收费了，必须扫码缴停车费，我常常只好假装要车送某人，而让他替我缴停车费。
这些都是社会抛弃你的方式。直到这次疫情来临，官府猛然发现手机盯人如此好用，所以就发明了这个绿码什么的。这就成了伟大祖国抗疫领先全球的法宝。然而，官府才不管那些不用微信和支付宝的人怎么办，这也是伟大祖国之所以伟大。它可以不考虑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怎么办，但技术上不允许那些自我脱离社会秩序的人存在。而社会秩序是由数字化的它来定义的。大数据里，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没有喜怒哀乐的数字。
好吧。
5
就这样，我的人生又过去了一年。
还剩下多少年？
我会在什么时间跟这个世界妥协，重开一个微信号，回到你们的社会中去？
又或者，我是否应该去一个没有微信、没有CAC的世界里生活？
救救我这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