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过不过来自西方的节日一直是个火药味十足的话题。
近日，一名哈工大的学生的言论再次点燃了火药桶。他威胁将举报一名宿管阿姨，因为后者打算在感恩节向学生们赠送糖果。
在《凤凰网》发起的有超过20万人参与的网络民意调查中，有60%的网友选择不支持该同学的举报做法，40%选择支持。
在怎样看待过“洋节”的问题上，66%的人选择“个人偏爱，无可厚非”，33%的人选择“数典忘祖、崇洋媚外”。
舆论汹涌后的凌晨，哈工大发布官方回应，短短三句话，非常克制，一句不多，但其中情绪非常值得一品。
前两句就是和稀泥，阿姨好心，学生善意，谁也没错。
毕竟，学校不可能愣头青一样犯着众怒去苛责宿管阿姨，但学校更不可能公开批评这个威胁举报的学生。
不仅不能批评，他们还必须补上第三句，“反对洋节”，以此表达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图安全。学校一个字不多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求“立场正确”。
一个感恩节送学生巧克力的宿管阿姨都能被威胁，那些课堂上发言的老师被举报乃至被处理的，早已不在少数了。
据我观察，现在的高校普遍保守，程度比媒体有过之无不及。像哈工大这样一流的学校，在这些问题上也不敢造次，完全意料之中。
甚至有些高校举报之风盛行，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奖惩机制，鼓励学生揭发老师的“不当言论”。学生举起民族主义大棒，无往而不利，最要命的是，那些举报的学生往往还觉得自己无比正义。
这个时候，我们夸夸其谈自信包容，就显得非常可笑。
想不起从哪年开始，我们突然开始忌惮西方节日，一些地区禁止商场圣诞装饰，学校严禁庆祝。
有支持者说抵制洋节，就是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就是抵制宗教入侵。我的看法是，对大众而言，任何中西方节日，都仅仅只是大家谋求幸福感的工具而已。
过了那么多年的圣诞节，你是进商场还是进教堂？
你是在餐厅消费还是给宗教捐款？
年轻的情侣们，是打开了圣经，还是打开了酒店的门？
人们享受的是氛围而不是思想，更何况，你听过谁是因为喜欢过圣诞变坏的吗？
也有人杀气腾腾地说，喜欢洋节，就是打压传统节日。
这就属于无理取闹了，他们不在同一天，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是同一天，大家又凭什么没有资格选择自己喜欢的节日呢？
相信禁止洋节，就能培养起传统节日，就好像医生觉得，啊呀，你的肝不太好，我干脆把胃给你摘了吧。
在节日上赋予过多的道德、甚至政治意味，是颠倒了人和节日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是需要用它来享受快乐，你却时刻警惕它够不够正气凛然，够不够热泪盈眶？
还有一些人，外国人过春节就大加宣传，中国人过洋节就强烈抵制，这已经不是什么双标了，这是一种内在逻辑非常自洽的行为——认为民众凑热闹过个节就是臣服（甚至不能是欣赏，必须是臣服，虽然大部分民众连欣赏都不是）于对方文化。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洋”这个词，在近代汉语中，其实长期作为贬义词使用，基本和现代汉语中的“傻逼”同义。
其中最出名的用法是“洋相”，出处可能是首位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是那个律劳卑，他知道自己的名字被中国人翻译成卑微的奴才后，取消与清朝对话回到澳门，不久后病死。
这可把广东官民乐坏了，都说是这个心胸狭隘的小人因为这事气死了（实际是死于疟疾），始有“律劳卑澳门出洋相”一说。
后来嘛，大家都知道了，被西方船坚炮利爆锤后，“洋”成为褒义词，反义的则为“土”。
这就是此事件最魔幻的地方，再怎么“南辕北辙”的传统文化，总是能在新的时代找到完美注解。
魔幻常新，可干出这些魔幻的事儿来的人本意却往往很严肃，可能还挺委屈。他们自以为搞懂了什么是感恩节，可他们不懂中国，不知道举报者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也是此事件里最让人悲哀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一代在面对自己不认可的人或言论时，第一反应已经不是“不予理会”“与他辩论”“将他驳倒”，而是熟练的使用举报手段“我要举报他，堵上他说话的嘴巴，把他批倒批臭”。
他们熟悉网络，知法懂法，明白如何将“规则”变为自己的武器，而这武器，将比刀剑更危险，因为这个国家正在给出机会，让他们可以尽情举报他们看不顺眼的东西。
中国人举报告密，确实是从小生来就有。中国人从儿童开始，在教师这个权威面前，即练习举报，也适应被举报。
从周厉王到明清文字狱再到文革，中国人告密检举，互相扯咬的民族基因，更是源远流长。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但我不这么想，就在2019年的今天，就有人在社交网站上设计了一个帖子，内容是一个投票。
帖子说，如果你发现你的父母、爱人、师长、朋友发表了不当言论，你要不要举报？
有人说，父母是绝对不会举报的。
有人说，就算是爸妈，说了不当言论，也不能姑息。
有人说，分得不愉快的前任、有过节的朋友当然要举报。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发现，无论他们怎么选择，却出奇一致的都默认了，当一个人发表了不当言论，他就应当被举报的。
这种被他们默认、被内化为“规则”的思路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我看不惯你的言论，所以我要堵上你的嘴，不让你说话，我堵不上，我就让更高的权力去堵你的嘴。
其逻辑相当于“哎呀街上来了个杀人犯真可怕呀，但愿他别摸到我家，最好是把讨厌的邻居灭个满门”。
这种思路妙就妙在，默认自己喜爱的事物是“安全的”，相信上头的大棒子不会敲到自己头上。
如果这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对那些脑袋的用途只是用来分开两只耳朵的人来说，理解起来是有点费力，那么来个浅显的假设吧：
如果非常不幸的，未来的某天，上头的大棒子正悄悄降临你自己身上，枪口会因为你曾经是举报者，就对你网开一面吗？
说来惭愧，理解到这种举报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在我是很晚的事情。在那以前，虽然对打小报告之类也很厌恶，却没有提到伦理的高度去看。
我终于懂得了这一点，还应该感谢老舍先生。当时读《骆驼祥子》，我觉得祥子的结局有点怪怪的，祥子最后竟变成了一个“举报”者。
在老舍看来，“举报”是一种灵魂的堕落。
祥子由一个健康质朴的人，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告密者，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祥子的悲剧所在。
在历史上，有个叫李斯的家伙曾经拍商鞅的马屁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
是的，从民风淳朴到彼此之间刻薄寡恩，从亲亲相隐到互相举发告密，这种移风易俗的变化似乎不需要什么神秘强大的力量主导，有时候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面对“举报”者，我们的文化土壤里，到底是贬抑还鼓励。
所谓“千年犹效秦制”，中国遂成告密成风之国，人民皆是鸡鸣狗盗之辈。
卑劣的人民造就了卑劣的社会，而卑劣的社会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
这种举报者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正是现在的我们要严重警惕的事物。
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