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赖赖
在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开庭20多天后，一直神隐的朱军，终于在微博开了金口。臭名昭著的@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以下简称里脊）21日在微博打前锋，戴着熟悉的“理客中”面具，充当朱军喉舌；紧接着，朱军转发里脊微博，充分肯定里脊的发言。
当天晚上，微博男大v们纷纷转发评论，集体为朱军及朱军喉舌站台。
朱军一张口，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送上了热搜。与之对照的是，弦子从2018年站出来之后，从没因起诉朱军上过热搜。
在12月2日开庭当日，尽管有数百名支持者到法院门口支持弦子，尽管有五个微信群共约2500名网友在线旁听弦子案，尽管有一家中文媒体、数家自媒体报道了此事，但微博却连一条热搜没有，相关话题在微博全部被删。
此外，所有中文媒体的新闻也都迅速被404，彷佛这件事根本没发生。显而易见，微博开始了新的一场针对勇敢发声女性的猎巫行动 。
本文试图走出k127房间，以里脊攻击弦子为例，简要论述微博兄弟会如何以法律为工具、理客中为名，在舆论平台微博的支持下，在文化领域进行制度性的女巫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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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都“相信法律”？
里脊在为朱军背书的微博长文一开头，就为自己要带的节奏定好了基调：“拒绝情绪煽动，拒绝性别对立，没有宏大叙事，只努力提供客观事实”。但很多博主都指出，里脊的长文看似在陈述事实，实际上却不断扭曲事实、充满暗示。
微博博主@潘海天 认为，里脊的文章取名为“真相调查”，但他不仅没有采访麦烧和弦子，其实连朱军本人也并没有采访。潘海天认为，里脊的长文都是暗示，并没有“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调查”。
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也在其公众号文章《朱军的5种策略》中，详细列举了里脊如何通过五种话术，攻击弦子。她指出，首先，里脊的文章把扭曲的事实当成事实；又暗示帮助弦子发声的麦烧是 “境外势力”；最后又冠冕堂皇地声称，相信法律。
在舆论场上有一个怪圈，越有权力、越处于优势位置的，越是喜欢滥用“相信法律”。在过去，不少性骚扰者都爱说，“相信法律”，而反倒是被骚扰的一方，往往是在诉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候，四处碰壁。
里脊所说的“相信法律”，暗示法律是理性的、客观的、中立的，所以法律的结果代表着理性、客观、中立。其逻辑是，如果法律判定你诉讼失败，则你的控诉本身都是失败的、不成立的。这种看法不仅有意忽视法律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设立的，忽视法律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所影响，也无视法律的制订者影响着法律取向的这一事实。
社工郭晶就指出，法律在处理性骚扰案时存在诸多局限。以弦子案的个案为例，弦子在进入法律程序的第一个环节，报警要求立案，就遭遇重重困难。
虽然她早在2014年被朱军骚扰后就选择报警，在整个过程中，她要不断地重复自己被骚扰的过程，反复回忆，但最终，“警察没有做出“不予立案”的结论，也没有继续调查，案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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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弦子的个案放置到法律对性骚扰案判决的整体大背景中看，就不难发现，只有极少数的性骚扰案能得到法院支持。
郭晶在其文章中援引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对涉及职场性骚扰的裁判文书做的统计。
统计发现，从2010年到2017年，在聚法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9000多万裁判文书中，“以性骚扰为关键词检索，最终只获得34例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
端传媒也指出，性骚扰、性侵案取证十分困难，2019年1月最高院才正式施行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列入民事案件的独立案由，在那之前，性骚扰个案只能以“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
在法律整体对性骚扰案并不友好的大背景下，2019年7月才终于有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胜诉的当事人。这是当事人历经4年的奋斗，才换来的一个结果。胜诉后，此案当事人既没有得到刘猛的道歉，也没有得到任何精神赔偿。
当事人在一篇采访中说道，“这次案件之后，我也明白了法律定义的“精神伤害”和我事实上所承受的伤害是有很大差异的。事情过去三年，我始终忘不了那段经历，它摧毁了我的信念和理想。原来，我坚定地想当一名社工，想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想做一个自由快乐的人。但这几年，我对这个行业失去了信心，也没有再做社工工作了。难道这些不算伤害吗？但我又能给出什么证据呢？”
里脊们不愿意走出的房间
由此，不管是从个案还是整体环境来看，我们很明显能看到被骚扰者在法律层面上的弱势地位。这也难怪，被骚扰者每次站出来，字字泣血，却不奢望能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而自称理客中的里脊们却大张旗鼓的叫嚷着“相信法律”。
里脊在“真相调查”一文中，从开头就已经有结论，他先在文中处处暗示朱军性骚扰不成立，最后又说相信法律裁决。这也清晰说明，里脊所代表的理客中所相信的法律是要继续支持施害者的法律。
当里脊所谓的“真相调查”不断把讨论框定在“那个房间”内的时候，他却对房间里站着的那头大象视而不见。他不要看见化妆室之外，性骚扰案取证的困难；他不要看见9000多万裁判文书中，只有34例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他也不要看到，当事人历时4年才得到胜诉，结果连一句道歉都得不到的事实。
因此，与其说里脊们相信法律，不如说他们相信法律裁定的取向，相信法律在处理性骚扰案件中，受害者更难胜诉、施害者更易逃脱的事实。也正是因为把性骚扰案孤立地放置到一个房间内，而不考虑整体社会、文化环境，里脊们顺理成章地把法律当成了猎杀女巫的工具，反对法律的进步，拒绝听到社会的呼声。
反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正是无数女性几年来持续不断地发声，才带来了法律的进步。2019年1月“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列入民事案件的独立案由正是一个例子。
微博何以成为“理客中兄弟会”聚集地？
以法律为工具、以“理客中”为名进行女巫猎杀是里脊惯用手法。记者@曾鹏宇在微博上列举了从2014年至2017年期间，里脊所参与的数十件舆论热点事件，得出里脊永远只做一件事的结论，那就是“永远质疑受害者、质疑女性”。在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这件事上，里脊一如既往地保持他那“质疑受害者、质疑女性”的立场。
但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声音，能得到微博的背书、在微博得以大肆传播？近年来，微博言论生态的恶化，有目共睹。2010年微博刚面世的时候，还有几家竞争对手。那一年，还被《新周刊》称为“微博元年”。那时候，大家也还相信“围观改变中国”。
十年后的今天，“围观改变中国”早已成为过去。微博越来越退化，越发走向保守，大家也从相信“围观改变”的态度转变为“坐等反转、坐等吃瓜”。
虽然在这样严酷的审查环境下，依旧有女性从各个角落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紧接着，她们又一个一个被噤声，被删号，相关微博话题被删，流量被限制。这些手段层出不穷。女权之声被删号，微博上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也被大规模删号。
于此同时，在这样畸形的生态下，像@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烧伤阿宝、@二逼瓦西里这样的id，却成为微博上的活跃大v。
借鉴大兔此前对“公益圈兄弟会”说法，我把这些微博共同体们称为“理客中兄弟会”。
“理客中兄弟会” 的成员，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都恰巧为中产阶级男性，受过一定教育，爱说教，三句不离“理客中”和“相信法律”，在各类舆论事件中也都更倾向于站边谴责受害者、谴责女性、谴责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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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支持“理客中兄弟会”猎杀女巫的一个例子是，其CEO @来去之间对弦子案件的表态。只有平衡的报道，只有在两边声音都能得到充分地平等地发表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基础谈“真相调查”。
但实际上，微博作为社交平台，众所周知并不是一个能让所有声音被听到的“理科中”平台。用户@来去之间作为微博CEO和网友的双重身份，他每次发声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立场，也是暗示着微博官方的立场。
@来去之间 此前没有转发任何弦子发声的内容，却在朱军口舌里脊发声之后，选择转发朱军口舌里脊文章。其立场不言而喻。
此外，为什么在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中，弦子从2018年以来不断在微博发声，但从未因此上过热搜（更勿论对相关话题及文章的疯狂删除），而朱军在前日发言之后，就立马热搜安排？是否可以认为，微博作为一个平台就是需要的就是打压女性发声、打压受害者发声？
被打压的发声，被盯上的荷包
可惜，微博一方面打压女性发声，培养兄弟会意见领袖；另一方面，又打女人荷包的主意，靠女性消费者赚钱。
根据西瓜数据对2020年第一季度微博数据的分析，博主行业分类中，影视娱乐和美妆时尚合起来占据了总体博主行业三分之一。
2020年第一季度微博上的品牌投放广告数量中，护肤彩妆排名第二；其中，美妆时尚博主最受广告方青睐，接广数量最多。
而在美妆时尚领域，用户和消费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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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娱乐领域，微博更是疯狂吸粉丝血。微博透过设立各种名目的打投榜，刺激粉丝花钱为偶像打投，为偶像“搬家”。微博的饭圈粉丝也大多为年轻女性。
由此可见，微博既要女性用户花钱、给它创造数据、创造收益，又支持微博兄弟会猎杀发声女性。微博要猎杀的不是那些作为消费者的女性，他们猎杀的是那些不满足于消费者角色、敢于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发声表达自己身份、争取自己权利的女性。
弦子在微博舆论场的遭遇更加证明，“理客中兄弟会”的猎杀绝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得到微博制度性的支持与保护。如果“理客中兄弟会”是猎手，那微博就是专为猎手建立的屠杀场。
姐姐妹妹站出来：弦子是我们每个普通女性的名字
但女性绝不只是等待被猎杀的对象，女性也绝不满足于只被视为消费者角色，却不看到、也不承认她们在社会其它领域的身影和声音。
近年来，女性处境之艰难，有目共睹。不平衡的性别出生比造成的人口压力，被单方面转换成对女性的施压。
二胎政策的开放、离婚冷静期的施行，都意图重新驯化女性，令女性回归家庭；但在就业、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太大改善，甚至越发恶化。最显著的例子是从今年年初到今年年底，不断被爆出各种家暴事件，甚至是家暴致死案件。
就整体环境而言，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我国性别差异状况的全球排名从2006年第63名，到2020年下滑至第106名，包括在政治话语权、经济参与程度与机会、教育程度和健康与生存四个方面，排名均有显著下滑。
其中，中国在健康与生存方面的性别差异，是153个国家中的最后一名。目前，发布这一报告的博文，已被微博限制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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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女性整体生存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爆发了米兔运动。
来自不同角落的女性，因各自在生活、工作中的遭遇，勇敢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个看似微弱的声音，彼此鼓舞，从星星之火，成为四处蔓延开去的怒火。
这样的发声，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组织者，也没有所谓的“境外势力”，有的只是每一个中国女性之间因各自的遭遇而形成的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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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弦子受她人鼓舞，成为选择站出来发声的众多普通女性之一。弦子是一名普通年轻女性，她因为在生活中的遭遇，选择站出来，在公共场域表达。她作为普通个体的经历，引发了许多女性的共鸣。
中国的米兔运动常常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一方面常被诬陷为“境外势力”，一方面又要面对缺乏阶级视角的批评。
第一种批评纯属无稽之谈，而第二种批评看似有理，却忽视了阶级的也是性别的，不同阶级女性作为命运共同体，面对的是同一个以父权和资本为基础的制度性压迫。
弦子无疑是一名城市中产女性；但今天工人阶级姐妹，在工厂里，也同样会遭遇性骚扰，甚至更严重的性暴力，她们甚至更没有空间表达和言说。
当像弦子一样的普通中产女性，在公共媒体选择发声的时候，她们也在创建新的身份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女性作为整体的表达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