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杜洺君估计，整个社会的心理康复，至少需要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找到与创伤共处的方法。如今，一些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出口，一些人还在幽深的黑暗里摸索。
进入 12 月，武汉的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天阴沉沉的，断断续续地下着雨。大多数武汉人对这样的天气习以为常，有一部分人却绷紧了神经——冬天来了，新冠病毒眼看着卷土重来。过去一年，这一笼罩他们心头的阴云还未来得及消散。
52 岁的祝婕隐约感觉，家里氛围不一样了。
去年冬天，她和妹妹、妈妈相继感染新冠肺炎，罹患癌症的爸爸在家中去世。祝婕的老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那之后，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男人像是得了强迫症，出门必戴口罩和手套，快递要在门口放 24 小时才能进门。入冬后，他的防护措施继续升级——所有进出家门的物品得仔细喷洒一遍酒精，冷链食品基本上不碰，“就是觉得怕”。
祝婕妹妹的情况也差不多。康复后，她便很少出门。最近降温后，她更“宅”了，天天躺在家里看小说、玩手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她经常在家人群发大段大段的文字信息，说病毒很可怕，或是担心复阳。最近，各地频繁报出新增病例的新闻，妹妹都在第一时间转发到群里，“你们晓不晓得这个病几嚇人叻，都莫出门！（武汉方言：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病有多吓人，都别出门！）”
2020年1月底的武汉。图/王丹妮
一条条新闻像投进水潭里的石子，家人群里的气氛被轻微地搅动起来。
年关将至，眼看妈妈面临第一个没有老伴的春节，祝婕三番五次地给她“打预防针”——“今年过年不一样，爸爸不在了啊。亲戚们可能也很少会来拜年。就算来了，你也别留人家吃饭啊，用一次性杯子喝点茶就够了。”
“晓得了，晓得了。”妈妈很快回应，随即又陷入沉默。
祝婕知道，妈妈心里还是难过。她甚至不敢想，今年春节家里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对大部分武汉人来说，这场疫情结束在城市解封的 4 月 8 日，仿佛一夕之间，这座拥有千万级人口的江城重新加速运转起来，之前停滞的 76天 随江水流逝。但对祝婕这样的亲历者来说，痛苦远未结束。过去一年，看不见的心理创伤，仍如暗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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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这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嘞”
对祝婕来说，2020 年是想要抹去的一年。
康复出院后，她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家里，调养身体，时间过得飞快。
祝婕夫妻俩合作经营一家汽车配件零售店。疫情过后，老公劝她别去店铺，“先好好休息”。母亲想念去世的老伴，祝婕打算带她去墓地祭拜，后来又作罢，“过段时间再看吧。”春节临近，她打算一切从简，减少串门拜年的频率，“明年再说吧。”
似乎每个人都想按下快进键，跳过这难熬的一年。康复者徐薇也是如此。
二月初，她的母亲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她和父亲随后也感染，在隔离酒店、医院、康复驿站折腾了近两个月才回家。刚开始那段时间，徐薇一闭上眼睛，眼泪就止不住地从眼角往外冒，整夜睡不着觉。随着武汉解封，公司复工，小孩开学，她强迫自己忘掉那几个月的经历，把注意力放到活着的人身上。
“怎么办嘞，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女人了。”徐薇咧着嘴角笑了一下，她别无选择。
白天上班，下班后回家做饭，晚上辅导刚读初中的孩子做功课，周末去看望独居的父亲……徐薇似乎赶上了往日生活的节奏，但在日常的缝隙里，在一些睡不着的夜晚，那些她竭力忘记的经历和感受，如沉渣泛起。
最难忘记的是死亡的气息。1 月 23 日到 2 月 2 日，母亲持续发烧咳嗽，徐薇整天在医院里帮母亲排队挂号。病人和家属呈环形排着队，一圈圈地绕出来，把候诊大厅塞得满满当当。七八个小时的等待时间里，她几次看到有人突然倒地，横在脚边，两三个小时没人处理。队伍继续缓慢地向前蠕动。
疫情期间，在医院候诊的人们。图/王丹妮
在自己和父亲相继确诊入院后，徐薇感觉，离死亡更近了一些。隔壁的病人戴着氧气罩，持续地发出“呼——呼——”的声音，突然，声音停了，人走了。晚上，她起床去开水房打水，不小心撞到一个硬物，低头一看，一具尸体被白布裹着，搁在楼道的地上。“以前没看到过的，那段时间全看完了”，一年过去，徐薇仍心有余悸。
更抹不掉的记忆，是母亲的离去。
2 月 6 日，徐薇和父亲正在酒店隔离，医院打电话通知他们，说母亲去世了。“明明昨天还说有好转，怎么今天人就没了呢？”徐薇整个人都懵了，她和酒店志愿者争执了很久，最后得以和父亲开车赶去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
隔离病区的铁门缓缓打开一条缝，医生伸手递出母亲的遗物，一部手机和一箱没来及用的免疫球蛋白，催促徐薇赶紧离开。她不愿意，跟父亲站在住院楼外，迎着冷风等了很久。过了一段时间，殡仪馆的人抬出两具用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徐薇在心里默默道别，她猜，其中一个应该是母亲。后来，那团白色的影子——母亲最后的模样——成了她脑海里散不去的阴影。
同样的阴影也存留在50岁的张杨心里——今年一月，她失去了她的亲弟弟。
最近的天气和去年冬天很像，张杨骑车在街上闲逛，突然开始自责，“当时虽然封城了，我怎么没想到骑车去医院照顾他呢”；碰上晴天，她在公园晒着太阳，又暗自神伤，“天气那么好，不知道弟弟生前有没有这样享受过呢？”
有朋友劝她别想了，她不愿意，“不想这些，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嘞？”
这一年，张杨几乎没有打理手头的生意，任自己陷在对弟弟的回忆里。日子单调得像是停滞了——夜里失眠，中午头疼着醒来，抱着手机往沙发上一躺，一天就过去了。短袖连衣裙换成了双层羽绒服，沙发边的电风扇换成了暖气片，躺着躺着，一年就过去了。
张杨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用来记录与弟弟有关的事，有时一天发一条，有时一天发三条。12月17日，小侄子过生日，往年总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庆祝，但今年什么也没有。张杨坐在家里，点开微博发愣。她不知道小朋友能否理解，他的舅舅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
除了陷在回忆里，张杨还爱上了看社会新闻，关注那些悲惨的事。“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有时候，她担心自己是不是心理扭曲了，但转念又不在乎。毕竟，这些惨剧能刺痛她，让她记住弟弟。而她也从中获得一种怪异的安慰——原来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唯一的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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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搞，家都散了哦”
对祝婕来说，比起去年的疫情，更让她感到困扰的，是对病毒的未知，以及随之产生的恐惧、猜疑和排斥。
到现在，祝婕还跟老公分开睡，复式楼，一个睡楼上，一个睡楼下。家里也一直备着口罩、酒精和一次性碗筷，使用公筷也成了今年的新习惯。老公跟她说过好多次，没事的，医生朋友也说康复者没有传染性。但祝婕还是很谨慎，“谁知道呢？毕竟现在也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说真的完全没问题了。”
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图/王丹妮
太多的事情都还没搞清楚。祝婕搞不懂当初是怎么感染的，病毒是如何传播的，现在还有没有潜在风险。这一年，她前前后后做了 14 次核酸检测，每次拿到结果，才能暂时安心一点。她当时的好几个病友到现在还定期往医院跑，又做核酸检测，又做身体检查。
祝婕的一个朋友，康复回家后经常被老公猜忌。只要有一点咳嗽和流鼻涕，老公就疑神疑鬼，责怪她把病毒带回了家。还有一位社区工作者，年初染上轻症，从方舱医院回来后检查了很多次，都显示已经痊愈。她把检查报告拿给认识了几十年的闺蜜看，想约着一起去恩施散心。闺蜜直接拒绝，“跟你出去玩？那我不敢。鬼晓得你还有冇得传染性！”
这样的情况是付阿姨始料未及的。一月底，婆婆因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65岁的付阿姨和老伴相继感染，三月底痊愈出院。从隔离点回家那天，她偷偷撕掉了墙上写有“发热门栋”字样的红色告示，残余的红色很快脱落。她想着，很快就能重新开始了吧。
回家后，付阿姨从不避讳谈这件事，有时还感叹一两句说隔离点的伙食不错。但后来，她发现有些不对劲。每次出门买菜，从邻居家门口经过时，她总觉得旁边的人要么躲进屋子里，要么斜着眼看她，“像看耗子一样”。
付阿姨在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保洁员。今年四月，她想回去上班，物业公司主管提出要解除合约，“我也不想这样，主要是怕别的商户害怕这个（病毒）。”没几天，付阿姨就接到通知，让尽快清走她的私人物品。所有东西被一张褪色的粉色床单包裹着放在路边，付阿姨远远地跟主管打了个招呼，就转身回家。床单包裹拖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一颠一颠的。
“他们就是看不起人。”老伴听说了这件事，气得不行，转过头，他又骂付阿姨傻，“这种事怎么能跟人说呢！”付阿姨想过去找主管理论，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算了，“我确实是得了那个病啊”。
打了几个月零工后，付阿姨又找到一份新的保洁工作。她不敢跟人提起感染的事，也很少和同事、邻居来往。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待着。等天黑下来，夫妻俩偶尔会去人少的地方散散步——那是他们这一年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
2020年5月22日，后疫情时期的武汉市民生活。图/视觉中国
而当这种嫌隙侵入到家庭内部，更让她难以接受。
这一整年，没有一个亲戚到她家里探望过。婆婆在疫情期间去世，付阿姨一直想为她补办一场丧葬酒席，没有亲戚响应。“都是没良心的东西。”老伴想起来就骂一句。春节临近，他又开始频繁地跟付阿姨念叨，“这么一搞，家都散了哦。”
祝婕则发现，妹妹像变了一个人，“搅得家里鸡犬不宁”，经常为一些小事跟家人吵架。不管起因是什么，最后总是能扯到疫情上。
前些天，祝婕帮妹妹找了个维修师傅修水管，搞了半天没修好，妹妹打电话来责怪她。祝婕忍着气听她说了几分钟，后来因为要去拿快递，就把电话挂掉了。这件小事成了导火索——妹妹怀疑，姐姐和姐夫不愿意管她的事，就像当初不愿意管爸爸的后事一样。
2 月 3 日爸爸去世那天，祝婕和妈妈在医院，祝婕的老公困在封闭的小区里，只有妹妹和妹夫守在那边。祝婕说，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打电话，一边安抚妹妹的情绪，一边联系殡仪馆的人来处理尸体，通知防疫相关部门的人上门消毒。直到凌晨三点多，她才放下手机，强制自己闭上眼睛。
但她没想到，这件事在妹妹的记忆里有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今年，妹妹跟好几个亲戚抱怨，说姐夫怕感染，连爸爸的后事都不愿意管。亲戚们怎么解释劝说都没用，妹妹始终带着怨气，有时候还在家人群里直接开骂。
有时，妹妹甚至将自己的感染怪在家人身上。有一次跟妈妈吵架事，她甚至怪妈妈“害了她”。妈妈气得说不出话，不停地抹眼泪。祝婕赶紧把两个人隔开，尽量不让她们单独相处。
祝婕能理解，妹妹的心理创伤还没恢复，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她嘴上说着，“把一切交给时间”，但其实心里没底，到底还要等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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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下的孤岛
没有人能够回答祝婕这个问题。当社会关系一层层断裂，最亲近的亲人朋友也不能给予理解时，这些拼尽全力穿越过黑暗的人，纷纷选择沉默，躲进更幽深的黑暗里。
疫情过后，张杨逐渐习惯了一个人。或者说，是她主动选择了这种生活。
看到有人在朋友圈“秀幸福”，张杨觉得他们不懂人间疾苦，直接拉黑或删除。在同学群，她经常习惯性地提起弟弟去世的事，有人嫌她“传递负能量”，她一生气，退了群。
就这样，张杨一个个剔除了那些不能理解她痛苦的人，圈子越来越窄，最后只剩自己。
这和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杜洺君了解的情况大抵相同。这一年，她接触过不少疫情亲历者，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跟人提起那段经历，做回访时，很多人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从 1 月 23 日封城当天开始，杜洺君和一群心理咨询师维护着一条心理热线，每天 24 小时值守，持续近一年，免费为受疫情影响的人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从一月底到十月，这条心理热线总共为 11472 人次提供过帮助，但其中 90% 的人都属于健康人群。
“这只是冰山一角”，杜洺君认为，更多不愿意求助、不知道如何求助的人，藏在冰山之下。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肖劲松教授曾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做过预估，在这次疫情中，至少有 5% 的人面临着比较严重、难以自愈的心理创伤。武汉市的人口超过 1100 万，相当于至少有 50 万人需要帮助。
武汉开设了国内首个“抗疫”心理康复门诊。图/视觉中国
祝婕觉得，自己和所有认识的病友，似乎都属于冰山之下的那部分。
之前跟她同病房的一位大姐总觉得自己病没好，隔三差五地跑去医院做检查，还时不时地怀疑家人嫌弃自己。她把这些情绪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才会跟病友打电话聊两句。祝婕劝她去看看心理医生，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又没什么用，还会被人看不起。”
病友之间的倾诉反倒成了更容易、更普遍的选择。
在康复驿站隔离时，祝婕和同楼层的 16 个病友建了一个微信群，到现在还很活跃。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自己感觉到的各种身体不适。“总觉得自己不会好，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长个结节都跟新冠扯上关系。”祝婕觉得，很多人得的都是心病， 但现在，只能抱团取暖。
除了在微信群聊天，祝婕还经常跟病友打电话，有时会约着出来唱歌喝茶。跟祝婕同病房的大姐之前经常来找她开导，前段时间，她搬回了荆门老家，状态开始慢慢恢复，“整个人都长好了嘞”。祝婕计划着，等出院一周年，要再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聊一聊。
张杨也加过几个新冠逝者家属群，后来她自己还建了个新群，对她来说，这里像是一个避风港。她经常往群里发消息，在这里，起码没有人嫌她“传播负能量”。
和群友聊起疫情时，张杨几次坦然承认，她不想谅解别人，也见不得别人过得太幸福。之前，在其他朋友面前表达类似观点时，她总是显得扭捏，怕别人觉得她是神经病。但那天，有个群友@她，回复说，“我们很相似”，后面还加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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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伤共处
时间走到一年的节点时，杜洺君仍然守在心理热线前，但她感觉到，求助者少了很多。
1 月 23 日，热线刚开通时，电话几乎没有停过。一次咨询的时间是 30 分钟，杜洺君刚接完一通电话，手机上就多出几十通未接来电。前八天，求助电话高达 374 通，二月份来电数量升至 1121 个，三月份仍有 872 通咨询电话。但现在，每个月的来电数量都维持在 100 多通，而且大部分是关于家庭关系，直接跟疫情相关的很少。
“这些来电都是因疫情产生的，当实质性事件得到缓解，整个社会的心理状况就会舒缓很多。”杜洺君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只是更难被看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光靠心理咨询师，要有媒体、政府等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进来。
2020年5月9日，武汉楚河汉街上逛街的市民。图/视觉中国
祝婕明白这个道理。她觉得，想要心理创伤尽快痊愈，应该要有更多人发声，亲历过疫情的人也要讲出自己的感受，让真实情况被更多人看见。接到第一家媒体的采访请求时，祝婕在微信群里发消息，号召其他病友一起接受采访，但没有人愿意。还有人嘲讽，“现在都已经不得了了，还跑出去亮相额！”
犹豫再三后，祝婕还是瞒着老公，偷偷接受了采访。报道出来后，她没跟家人说，也没有把链接分享到病友群里。她理解其他人的心情，也尊重他们的选择。
在杜洺君看来，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康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地震等短时自然灾害后的心理重建不同，疫情对人心理的伤害是正在进行的、长期的。不同的时间节点、场景或事件，都可能再次触发亲历者的创伤。
她估计，整个社会的心理康复，至少需要三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找到与创伤共处的方法。如今，一些人暂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出口，一些人还在幽深的黑暗里摸索。
期末考试临近，徐薇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想起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对她来说，替母亲照顾好家人，是最有效的疗愈方式。但这个方法对徐薇的同学没用——今年2月，她同学的妈妈也因为新冠肺炎去世。这个同学因此变得喜怒无常，唯一能让她获得快乐的事，就是逛网购直播间。前几个月，她疯狂地买翡翠，后来换成蔷薇辉石，最近又开始买玛瑙。这些都是便宜货，看到实物后她也不一定喜欢，但就是忍不住“剁手”，“在下单的那刻，好像能忘记所有痛苦“。
这些方法对张杨来说都没用，她也不想尝试。一位逝者家属劝她学佛，借助宗教的力量平复自己的内心。张杨不信这些，但佛教的生死观打动了她。按照佛家说法，去世的人没有死，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她慢慢开始烧香拜佛，闭眼念经时，感觉到弟弟似乎没有离开。
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张杨有了一套固定的行程：上午去寺庙供奉祭拜，中午在门口的素菜馆吃碗面或几个包子，下午在附近的店铺买些纸钱，晚上再去江边烧纸钱。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张杨给弟弟烧纸的日子。图/王丹妮
今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同一天，大部分人沉浸在亲人团聚的喜悦中，但对张杨而言，这只是又一个要去烧纸的日子。早上起床后，她在逝者家属群里发了一条信息，“中秋快乐”，十分钟后又改口，“我们的中秋，没有快乐”。有人回了句“同感”，有人接着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张杨慢慢刷看群里零星的消息，心里好受了一点，收拾东西去寺庙，开始她的固定行程。
天暗下来，黄鹤楼、长江大桥和两岸的大楼依次亮起五颜六色的灯光，张杨走到江堤的一个角落，用粉笔在地上画三个圆圈，点燃一把纸钱。火苗“噌“地亮起，在浓黑里辟出一团暖黄，明明灭灭的火光下，张杨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平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头图来自王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