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就剩我一人，几小时后是新的一年，没有哪一年像2020这样让人只想快点翻篇。
无意中刷到一篇微博问答，回答什么不重要，但适合此刻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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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我有次去《中国青年报》做客，其实就是去评论部找李方。他到一楼前台接我时，墙角两个衣衫褴褛背着大口袋的人站了起来，为首者拿着厚厚一摞纸，李方扫了一眼说，你们请等一下，然后转身拨通电话：跃刚吗？你家亲戚在前台找你。
挂断电话，李方和我立在门外抽烟，刚点着烟，楼上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大汉，花格衬衫牛仔裤，宽肩细腰长头发，直走过去握住那两人的手，然后凑在角落聊了起来。
李方见我发愣，解释道，这是卢跃刚啊，我们现在碰到来上访的，都直接推给卢跃刚。
其实，我第一次去中青报蹭饭时就见到过卢跃刚，当时正排队，卢跃刚在食堂出现，周围都和他打招呼，问他是不是刚出差回来，李方就在背后指给我看，说这就是卢跃刚，是真的大侠啊。
李方指给我看的那一刻，你很难不产生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喜欢把上访者推给卢跃刚，是因为陕西农妇武芳硫酸毁容案，卢跃刚持续不懈地帮助这位上访者，还写了一本书。这事还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关于武芳硫酸毁容案，下面划线的几百字你可直接跳过去，对主题毫无影响。
*武芳系陕西礼泉县人，因与丈夫不睦离家出走，1988 *年被村干部和民警找到，获安全保证后回村，在村招待所拒绝劝和后，面部，胸部，腹部被丈夫浇上浓硫酸。案发三年后，在咸阳人大干预下方审理判决，武的丈夫获死刑，协助作案的小叔子获刑十三年。武芳不服，继续上访。
1996 年8 月卢跃刚的“蹊跷的特大毁容案”提到，武芳案迟迟未决，与该村老当家人有关（可参考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该村五十年代后是一直屹立不倒的旗帜，老当家曾任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案发时是咸阳市副市长。另，案发时，老当家的儿子（省人大代表）就在现场，武芳指控是他关了房间里的灯 。
文章见报半个月后，中青报和卢跃刚被诉侵犯名誉权，中青报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几经周折，2000 年11 月，陕西咸阳中院终审判决，裁定中青报向原告书面道歉。
当时我刚进媒体，差不多一天24小时都处于摩拳擦掌状态，似乎没什么新鲜东西是我不关心的，但是，我对访民这个话题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要知道，那几年媒体急速扩张，卢跃刚对同行其实是一个重大启发：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切痛苦和典型社会矛盾，都可以在上访者那里找到。
很多刚踏上社会的记者是因为这个途径，才知道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很难不唤起正义感和使命感。不夸张地说，我入行之后的有几年，有些记者只要找不到选题了，就会去找访民，根本不用愁没有好选题。
当时的社会和今天不同，人们不像今天这么理性，冷静，有大局观，人们对弱者只有纯粹的同情和关切，对不公和不义只有简单的愤怒，不会考虑会不会因此积累负能量，自己会不会被人利用等等。
为什么我不关心上访问题，我当时可以说，我不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中国负能量的事我见得多了，可能会说，我是做评论的，这种事只能交给调查记者才能帮助他们，而且，中国这么大，个案你永远报道不完，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个案背后普遍的问题。
但要我今天以诛心之论来分析，我对访民提不起兴趣的动机，其实是因为职业生态位的自我期许，简单地说，你想成为卢跃刚这种地位的人，就绝对不应该与已经成名成家的人直接竞争，把精力浪费在访民这种话题上。
调查记者就先不用去说了，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有没有机会的问题。正义，良知，热血这个记者生态位，挤满了无数前辈和同辈。即使是时事评论，当时成名英雄里，慷慨激昂流，泼辣刻薄流，悲悯沉痛流，俏皮精明流……当时受欢迎的风格类型差不多都有了，我这种后来者可能的机会空档，大概是走技术路线，理中客流。
所以，尽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正直勇敢的人，但刚入行时，我觉得自己在聪明博学上更擅长，比别人更容易理性中立客观，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自觉地看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之类的偏门工具书。
上访这个问题上，理中客几乎完全插不上嘴，所以，在这个话题最热的那几年里，我会努力认为它根本就不重要，热爱报道访民的记者虽然更容易获得社会声望，但我能用自我感觉良好的智力优越感来平衡它。
当年有个做评论的同事，看他论坛上的文章，感觉他业余时间全花在访民的嘘寒问暖上，他坐我对面永远是一脸白岩松，没见他笑过，搞得我一度担心他长期被圣徒附体，会三十岁就不再晨勃。显然我这是瞎担心，聪明人转型快得狠。
当然，这都是我今天已能脱离利害关系，作为平静第三方时的观察，在当时，我只是很纯粹地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我在智力上显著优于他人的结果。
确实如我最初所愿，访民和记者很容易互相失望。记者和大众不但喜新厌旧，而且同情心的阈值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改善很快，记者搜集到的故事，苦难性在迅速降低。最简单的例子是拆迁，一开始大众一边倒地支持钉子户，没过几年舆论就逐渐倒转了过来。
其实，有些上访故事一开始就与惨烈悲情冤屈毫不沾边，甚至带有喜剧色彩。有一次我骑车到正义路那边，有个院落外一群旗甲鲜明的大姐在那喊口号，带头大姐拖长音调喊「X总理」，大家跟着齐喊「YY（某东北城市名）不听您的话！」
我的印象里，同行们由关注单个访民的主张为其伸冤，很快过度到关注访民群体的遭遇，以及后来越来越抽风的截访现象，很少有人愿意像卢跃刚那样，只要是个访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会接待。
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有个外媒记者朋友，她是那种善良到你不忍心说她傻，也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的人。有次她很晚接到电话，只听了几句，就伸直手臂，让手机离得远远的，皱着眉头在那自言自语，一问，是访民的求助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驻京西方记者的联系方式，资深访民人手一份。即使是她这么善良的人，同情心也都被耗竭了。
其实我有自己的意见。一位叫洪世宏的朋友，早年给我详细讲过为何从认识论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种错误观念，某种程度上，它是上访现象的观念支柱之一。对上访这事，我最直截了当的态度是，信访制度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访民要学会的是止损。
我虽然持此看法，但并未刻意拒绝接触这类信息，事实上，许多年下来，我业余积累的各式各样案例的采访，从官民矛盾，地域矛盾，族裔冲突，仅就案例的类型而言，我相信大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的教授，不可能会有人可与我相比。
我觉得重要的收获是如下几条：
第一，人们很难区分哪些事实是真实发生的，哪些只是自己的想象;
第二，对已发生的事实，其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
第三，事实一经叙述，便会发生扭曲固化;
第四，处境越是逼仄的人，描述事实就越为扭曲;
第五，共情程度与经历的相似性成正比;
上面每个字谁都看得懂，但我不相信有几个人真能理解它的意思，如果有一天环境允许再细说，所以这段可自行跳过。
不过，我对同行有段时间热衷于帮助访民，基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出来的腹诽，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对上访有如下归纳总结：
访民积郁的愤怒，仇恨和对事实的扭曲程度，与他们上访投入的时间精力正相关，与他们是否理性，冷静，和平无关，与他们最初的冤屈也只是弱相关。
所有上访者投入的时间精力，都远远超过了预期，也就是说，最初的冤屈感或不平感，远不足以提供长时间的动力，他们必须不断自我说服和催眠，不断积累愤怒和仇恨，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所以，无论最初的要求是多少，访民的要价必然会随时间水涨船高，它不仅仅是机会成本的计算，事实上，每个访民都知道上访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多大。
所以，无论你是一个多理性平和冷静的人，一旦被迫上访，前方等待你的，就是一个不断强化仇恨的心路历程，它几乎就是毁灭性的。因为你能获得及时而公正裁决的概率为零。
一般来说，访民找到记者时，多半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能够获得记者帮忙的概率极低，就算是帮上忙，它也远不足以补偿上访者的损失，很大可能，受此鼓舞的访民会卷土重来。
我的这些看法没有机会，也很难光明正大地讲出来，所以不难想象，强烈的智力自负加上同行相轻，谈到这类话题，我有时会展现出一种可怕的嘴脸感。
大概是2011年前后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敲门进来说：邓飞在吗？楼下几个上访的人要找邓飞，说十分钟之内如果不下来，他们就喝农药！
当时邓飞并不在，大家楞了一下，我第一个恢复镇定，问：那几个来上访的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自问自答道，如果那几个说要喝农药的人是女的，那说不准他们会真喝，如果是男的，那可就得另说了。
会议室里气氛活泼起来，但是，五分钟不到，门砰一下被人推开，一位物业管理人员冲进来大喊：你们赶紧下去，院子里四个人喝了农药，都躺那儿口吐白沫了。
大家哗地站起来纷纷跑出去，我坐在那里不动，感觉自己脚下被踏空了。
其实，我以前作为理中客就被直接震撼过一次。
大概是2003年，我有次正骑车，突然发现马路两边密密麻麻都是人，好些人胸前挂着牌子或是手上举着牌子。那好像是一个下午，当时正好办完事一身轻松，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访民，忍不住好奇起来。
大部分访民我都是瞄一眼就过，但有两三个老太太，我像被电在那里走不动。她们情况都差不多。我记得有一个是儿子举报领导，然后被抓审讯，然后跳楼自杀。看到低着头的老太太，看到她胸前牌子上，她儿子灿烂的笑容，我瞬间被击溃，眼泪鼻涕一起下，忍不住浑身发抖。
是的，这和今天你拿着手机刷微博时，无意中看到湖南新晃教师邓世平举报校领导，结果在学校操场埋尸十六年的新闻，两者在情感上的冲击力完全不同。
图：学校操场挖掘邓世平遗体现场（左），邓世平生前（右）
你完全可以嘲笑我当时内心戏太过丰富，自己想多了，但我当时就是心里不断暗念：一定一定不能逞英雄，一定一定要该认怂认怂，你自己死了便死了，可是，你妈妈会脖子上挂个牌子，天天站在这里等待同情，这太残忍了。
好些年后，有次和一位朋友聊天，他有句话瞬间就唤起了那个下午的记忆，他那句话的大意是：我渴望未来有个更美好社会的精神源泉，来自对家人的爱和责任，而我内心的恐惧和怯懦，同样来自对家人深切的爱和责任。
当然，那次我突然涕泪俱下，其实还有个小故事。我那会儿刚引荐一个叫殷雨声的朋友到北京当记者。雨声是河南洛阳人，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和他网上认识的了。我动员他辞职当记者，是因为我看了他自费做的一个采访写的非常扎实。
那是一个好些年前发生的惨烈故事：一个小伙子被刑讯而死，但涉案者却未受任何处罚，即使陈尸诉冤亦无人受理，母亲遂割下儿子的首级赴京上访，终于引起上面重视，涉案者被批捕判决。但死者的母亲对赔偿和处罚异议，一直未放弃上访。
雨声问得很细，如果你有足够阅历，能从老太太粗略而跳跃的描述中，大致想象她何以会变得如此疯狂决绝。我曾和同事段宇宏无意中谈起过，我们其实见到过父辈为了一点点微小而正当的需求，曾怎样卑贱可耻过，只是这种丑陋而残忍的片段不符合我们心灵的需求，我们会不自觉地删除这些记忆。至少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中国底层老百姓要满足极其正常的需求，会遭遇到何种刁难屈辱，其实是毫不陌生的。我们父辈身上今天一些扭曲的行为和观念，其实正是对环境挣扎适应的产物**。
顺带说一句，后来认识了罗永浩，我每每会忍不住想，这种同样是小地方来的人，身上的轴劲天生就是上访的命或让爹妈上访的命，他的蛋蛋居然没被社会敲掉砸碎，而是一路叮咣地蹦跶到现在，这是何等的幸运，或者是最应该拿来证明罗其实是官二代的证据啊。
那天四个人在办公室楼下集体喝农药之前，其实已有多起访民喝农药事件。那些喝农药的人，其实都知道喝农药有多痛苦，而我首先注意的是所有喝农药的都被抢救了过来。人的自作聪明，很容易就聪明到忘掉基本常识和善良的程度。按今天的说法，我的理中客，始终是以完美上访者的要求来审视上访者而不自知。
2008年奥运会后，我曾搜过各地应对上访的官方材料，那时百度文库审查并不严，你很难不被世界运转方式的荒谬所震惊，它原本就不该有如此之多的痛苦。
有些案例后世无法理解，挑些最轻松好玩的吧。
中国民间一直就有两类取用不竭的智力资源，一类是自然科学界的，比如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成功预测地震，发现人是外星人与黑猩猩杂交的后代之类，一类战略思想界的，比如拟定攻台决战决胜方略，建立中俄印伊四国反西方轴心，论证中国必须迁都湖南娄底，河南信阳之类。不知何时起，这两类散落民间的遗珠，赴京时很容易被当成访民拦截，一来二去，他们就真成了访民。
很长时间里，我对信访体制这头大象视而不见，却对访民身上的发现沾沾自喜。现在想一想都会被自己曾经的深刻而震惊，
如果我在2009年年就上微博，我会不会因为理中客而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去看著名五毛吴法天的微博，他在2010年12月以前，是个靠谱的理中客型二线公知，吴法天公知变五毛的转折点，是12月25日的钱运会案，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吴法天却摆出一副理中客姿态，居然质疑钱运会是被谋杀，即使不是五毛也生生会被骂成五毛。
幸亏当时我没有注册微博，否则大概率会被汹涌的口水淹没，因为我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蠢的谋杀案，这是个智力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与同事同行争论时，我用语之刻薄恶毒，导致一位多年朋友彻底翻脸。
微博上的李子旸我认识差不多快二十年了，他曾是我心中最优秀的作者之一。在我看来，他变成今天的样子，完全是因为愚蠢的自负。当年我对他的喜欢，正是因为他的观念明显别于当时主流公知的声音——当然，所谓的主流公知，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捏合想象出来的靶子。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只要你努力与一个想象中的傻逼靶子持续作战，你一定会如愿变成一个纯正的傻逼。
我们很难意识到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塑造，所以一定要牢记领袖的谆谆教导：不忘初心。
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卢跃刚当年的作品就像iphone4的一样，只有放在特定时代的语境下，你才会觉得惊艳。但是，他只要听到访民来找，毫无迟疑厌倦，这种事我是年岁越长越觉得了不起。
另外，多年来我一直好奇，卢跃刚接待过这么多访民，难道他就没意识到，记者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么？譬如武芳硫酸毁容案，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最后获得的，恐怕至多是没人再去威胁武芳罢了。
最近几年，卢跃刚在老家四川雅安埋头著书，2017年年，我去做客拜访，终于有机会当面讨教种种疑问。
卢跃刚说，他每次接待访民，帮人仔细分析利弊得失后，基本上都是劝人回家，避免他们越陷越深。之所以愿意接待访民，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大家认他这个牌子，自己就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
他有句话我印象很深，访民大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越是同情就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最残忍的事，莫过于让人误以为有希望。
对了，殷雨声刚来北京时，我们交往还算频繁，我好几次提醒暗示他，注意和那些社会最黑暗的素材保持距离，避免自己掉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心灵正常的人，过度接触这类题材，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定会被强烈扭曲，很难继续正常的生活轨道。
或许他是更容易被正义感激励，驱动的人，很难听得进我这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劝告，总之，我们关注的东西差异越来越大，职业和人生轨迹也截然不同，我们的往来自然几乎就断了。
后来，我依稀听说他也有过和访民一样的遭遇 ——在我看来，这一点不意外，他努力的方向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大概是2012年，那时我还没有辞职创业，有一天他来找我，希望能做调查记者，我说，为了不连累我们，你肯定愿意努力收敛自己，但我不相信你能做到这点。
我再也没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