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 Law Equality
为法律打开性别与平等的视角
“我们在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性别平等的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太可能见到。”
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底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开头，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对未来的预判。
然而，正如同没有预言家可以料到突如其来的疫情一般，在米兔被消声、日常被打乱的2020年里，谁也没能提前设计性别议题的逆势而上，它如此深刻地走入大众话语，如此尖锐地走进公共空间，让家暴变成公共治理，让女性的日常处境被清楚看见，让姐姐们乘风破浪。
在这里，我们梳理了2020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与性平相关的法治事件，它们中，有的曾登顶热搜成为一时之谈，有的默默平平却应成为浓墨重彩的记录，还有的直到今天仍在言论区间踽踽而行，期待着在崭新的时空中取得胜利。
与其他性与性别年度回顾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此处的文字或是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或是已经引发法律变革的话题。
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性别平等、多元开放的文化重建目标或许还遥不可及，具体可见的案件或法规却可以着迅捷而可感的影响力。这些案件虽然不是都取得了理想的结局，这些法条的规定也并非都尽如人意，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滚滚时代里，性别议题强烈跳动着的脉搏。
女职工疫情期间在家带娃遭解雇事件
关键词 ： 母职、家庭分工、平等就业
漫画 吴之如
2020年3月23日，正在家里喂孩子吃饭的李芸（化名）突然接到取件电话，快递员说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李芸服务于北京一家外企，从2007年开始，工作了近13年。2018年生产后，李芸一直请保姆照看孩子。但今年疫情以后保姆便无法来京，丈夫需要到岗工作，只能由自己请假在家照顾孩子。
北京人社局2020年1月31日发布的13号文规定，“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视为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其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
李芸由此向公司申请带薪在家看护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孩子还没上幼儿园，不属于通知覆盖范围。公司引用的是人社局后来发布的17号文，该文件规定，“需要在家看护的未成年子女是指，因中小学和幼儿园推迟开学，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在家看护的未成年子女。”
之后，李芸先后以带薪假、年假、无薪假申请获公司批准。直到3月16日，这一天李芸没有接到公司的微信或电话，但人事专员通过邮件拒绝她的第四次15日的休假申请。
李芸未及时查看和回复邮件，公司随即在3月20日以连续旷工4日为由签署了她的零补偿解雇通知。
【短评】
李芸的事件后来没有得到更多报道，她是否申请了劳动仲裁，是否回到公司或是得到赔偿，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案件中呈现出的家庭分工、母职工作和平等就业机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家庭的再生产工作大部分都由女性成员承担，孩子的父亲只需要完成家外工作即被视为善尽了家庭责任，如果在下班回家后还能逗逗孩子，更会成为众人眼中的模范丈夫。
居家隔离期间，无法外出工作的男性不少在家中仍然抱手旁观，父职与母职的不平衡分配更加突出。封闭管理解除后，父亲恢复上班，母亲即便有工作也还是被制度性地安排留在家中，照顾不上学的孩子。透过另一份官方表述，我们或许可以对母职在社会中的影响看得更加清晰。“延迟开学期间，以女方为主在家看护子女”，这则济南市教育局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出的建议，在济南市得到采纳，向企业正式发出。牺牲个人，不仅是传统观念的规范，竟然还成为有关方面的明文规定，把养育的工作永远归于母亲的母职概念的核心，李芸的解雇只是众多女性因母职而牺牲的一个缩影。
将女性与母职捆绑，是父权社会下的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安排，终日被家务所围绕，无法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失去社会参与的同时更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
有报道指出，疫情期间日本遭解雇、停工或受到工作影响的劳工中，女性是男性的1.4倍。多个国际调查也显示出，今年以来女性贫困率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要打破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宿命，必须从保障女性平等的就业权开始，疫情期间，尤其应显示出官方态度。
民法典
关键词 ： 性骚扰责任、同性婚姻、离婚冷静期
2020年12月31日上海地铁中的民法典宣传 ZHANGJING
2020年5月28日，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1年元旦起生效。
该法第1010条对性骚扰责任和单位防治义务做出了规定：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婚姻家庭编中，条文仍然将婚姻限定为一男一女的夫妻结合。
第1077条则创设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协议离婚的配偶，在民政局申请后需经过30日的离婚冷静期，后由双方共同领取离婚证，30日内逾期不领则视为撤回离婚申请。
【短评】
《民法典》第1010条是国家第一次在基本法律中明确性骚扰责任，突破了受害者性别限制，也再次突出了单位责任，可谓是反性别暴力的一大重要法制进步，遗憾的是法律责任仍不具体、可操作。
今后，结合《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条例》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内容，性骚扰等性别暴力受害者们将获得明确的法律武器和救济途径。
但是，《民法典》对婚姻主体的性别限制排除了性少数人群缔结配偶关系的可能，这一规定虽然只是对旧有法律的延续，但在民间提出万份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见后仍然保持不变的姿态，客观上却为反同话语提供了话柄。现阶段同志伴侣只能依靠民法总则中的意定监护制度，以监护关系作为婚姻的替代物，无法享受异性恋伴侣的诸多权利。
冷静期的设置则进一步为通过协议接触婚姻关系增加了程序。该条的立法本意虽是减少夫妻冲动离婚的情况，但在执行中需如何保障当事人不受家庭暴力侵害，又会否影响公民的婚姻自由，从而导致恐婚情绪的蔓延，实践将会给出答案。
鲍某明案
关键词：人口买卖、性侵幼女、性同意年龄、《刑法修正案（十一）》
2020年4月，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副总裁、中兴通讯董事、拥有中美两国律师资格的鲍某明被曝疑似性侵自己的养女李星星（化名），并与之保持多年的暧昧关系，以及强迫其陪同观看儿童色情视频。
此案引发了关于非法收养、人口买卖、性同意年龄、新闻报告伦理等方面的热烈讨论。
2020年9月17日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督导组发布的调查结论称，经全面深入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某明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有关部门随后吊销了鲍某明的律师资格，并通报鲍某明为美国籍，将其驱逐出境。
【 短评 】
近半年后发布的官方联合调查结论，将鲍某明案一锤定音。
但是，此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意义不减。尽管有部分网民以“调查结果反转”为由掀起对女权账号的围攻讨伐，但另一方面，媒体和社会机构也对以收养为名的地下人口买卖、性同意年龄等问题进行了呈现和讨论，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和北京为平更发出呼吁，完善刑法对性侵犯罪的相关规定。青年志愿者搜集了数万条意见和建议邮寄给全国人大，呼吁增加针对权势性交的法律条文。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增加了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定程度上，鲍某明案与随之而来的讨论和完善立法的社会动员，体现了公众参与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州女环卫工性骚扰案
关键词：女工、性骚扰
黄女士的背影 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2020年6月15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黄女士起诉上司性骚扰的案件。黄女士是越秀区的一名环卫工人，2016年和丈夫一同赴穗打工，而她起诉的对象是其所在的环卫站和站长周某某。
据媒体报道，周某某在黄女士入职不久后便开始向她发送一些性暗示类的图片和小视频，后来还常常利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为了工作和家庭黄女士在四年时间内一直选择隐忍。
但一次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黄女士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随后打电话给她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终于让黄女士不堪忍受。她决心保存证据，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在诉讼的同时，黄女士留下了“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等关键录音，最终经法院调解结案。6月18日，@广州越秀通过微博发布通告宣布，街道办将成立核查组对事件展开核查，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同时还宣布暂时停止环卫站长周某某职务。
至此，该案成为2018年底性骚扰成为民事纠纷新案由以来，首例原告诉求得到全部实现的首例“性骚扰案件”。
【 短评 】
莫再说性骚扰是少数女性的自恋妄想，且看它确确是各阶层和各年龄段女性共同面临的真实威胁。再不起眼的角落里也可能发生骚扰，再微小的权力关系也足以让被骚扰者噤声。
发生在职场中的性骚扰不仅是对女性个人心理安全感的极大破坏，还可能由此导致被骚扰者离岗、离职，进一步加剧性别的职场境遇差距。
《民法典》2021年开始生效，此案为法典相关条文的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对职场性骚扰多发难治的局面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单位责任的承担更为劳动者维权准备了多一面的积极条件。
雷闯实习律师事件
关键词：公益、社群力量、行业化应对
社群发出的信件 @雷闯自首了吗
2020年6月，有消息曝出，曾被指控性侵的前知名公益人雷闯正在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不日期满将成为执业律师。
6月24日，当年遭受性侵的当事人花花（化名）向广州律协发出投诉信，要求律协重新考虑雷闯实习律师的资格。
6月26日，知名女权账号“硝美丽”发布《实名联署|抵制性侵者雷闯做律师》，迅速获得广泛响应，超过700位网友参与了实名联署。
当晚，金桥百信律所发表声明称其除与雷闯的劳动关系已解除。8月24日，广州律师协会做出正式回复，雷闯的实习律师证件已被注销。
时间倒回2018年7月23日，花花在网络发文指，自己在3年前一次参与亿友公益的徒步活动过程中，遭到了该行动组织者雷闯的性侵。
当天，雷闯在朋友圈发文“承认文章中的事实，愿承担相关刑事责任，正考虑向警方自首”，随后又发布说明，为自己的行为文过饰非，称当时与举报者为恋人关系，“其中夹杂了公益与爱情”。
7月24日，花花在数家媒体的采访中否认了“恋人”说法，并透露“知道有其他受害者存在”。此后，亿友公益对外发布公告撤销雷闯负责人职务，北京警方亦宣布介入调查，花花的支持者坚持每天给雷闯和亿友公益寄信，但迄今为止雷闯再未有任何反思和回应。
【 短评 】
作为反歧视斗士，雷闯为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做出的努力和对公益做出的贡献，已经被历史记住，但斗士在性别问题上的言行，确是性别歧视和侵权的反面案例。
反歧视倡导者和对女性的侵权者，本应水火难容，却成了同一个人的两面。
事实上，雷闯并不是孤例，邓飞、周非、刘猛、刘韬，一系列公益圈内的米兔爆料让一些本来头戴光环的人士蒙上了一层性骚扰的阴影。这也愈发提醒我们，性骚扰的存在何其广泛，其病灶寄生于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
因为性/别，作为一种歧视、作为一种暴力，相比于种族、疾病或是其他，是如此的隐秘而理所当然。
雷闯最终被取消实习律师资格的结果，是为数不多获得胜利的性别暴力阻击战中的一个小小的成功。
从说出来到站出来，再从站出来到伸出手，性别议题能见度提高的同时，逐渐成形的社群已经开始展现团结、行动的力量。
为了具体应对不同行业的职场性骚扰，复恩法律等共创方联合制作了国内首个职场反性骚扰开源工具包，性别友好法律人和一支新闻业者自发的队伍分别进行了针对法律服务行业和女记者的行业职业安全调查，预防和治理性别暴力迈入了精细化、行业化的新篇章。
拉姆案
关键词：完美受害人、《反家庭暴力法》、分手暴力
拉姆生前直播唱歌 网图
9月14日20时50分许，四川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镇麦斯卡村网红藏族姑娘拉姆正在抖音平台直播时，被闯入家中的前夫唐某泼洒全身汽油后点燃，16天后，年仅30岁的拉姆经救治无效去世，留下了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和体弱多病的父亲。
拉姆的家属表示，拉姆与唐某结婚十二年，屡屡遭受家暴，拉姆为了孩子一直隐忍。今年3月拉姆第一次和唐某离婚之后，唐某立即以杀掉孩子威胁“复合”，两次报警无效后，拉姆答应了复婚。
两周后，唐某再次威胁伤害拉姆和她的姐姐，拉姆报警后收到的回复竟是：既然已经选择了复婚，“这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务事 ”。
当拉姆转向当地妇联投诉时，又因“其他女性的情况更糟”的理由而没有得到帮助。
拉姆不放弃离婚诉求，终于在六月获得法院支持，但法院同时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唐某。诉讼期间和判决之后，唐某始终不放弃寻找躲藏起来的拉姆，骚扰、殴打帮助拉姆的亲戚直到纵火当日。
【 短评 】
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24.7%的已婚妇女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披露，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全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家庭暴力是时刻悬挂于许多已婚妇女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后果严重，却隐蔽难现。疫情期间，封闭、隔离等特殊手段的采用，更让家暴呈现了几何倍数式的增长。
拉姆堪称是一位典型的完美受害人，她美丽、善良、开朗、自强，遇事找警察、找妇联。即便如此，一次又一次，拉姆还是被拒绝，暴力在被穿上家庭亲情的合法花衣后，如入无人之境。夺走拉姆生命的，是暴戾残忍的唐某，是落后而冥顽不化的思维，更是失职的有关责任机构和工作人员。执念于“家庭和谐”，把受害人的报案视为无需介入的夫妻日常琐事，公部门对家务事的荒谬理解需要即刻的改变。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已经四年有余，告诫书、保护令却至今仍难以申请。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对责任部门的反家暴法培训、不对渎职人员进行强力追责，拉姆将不会是最后一个家庭暴力受难者的名字。
同性伴侣抚养权案
关键词：同性伴侣、亲子权利
小提（化名）与阿美（化名）是同性伴侣，恋爱期间经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决定由小提提供卵子、阿美怀孕方式生产孩子。
2019年3月小提出钱购买精子以自己的卵子培育出胚胎，2019年12月阿美在厦门某医院产下女婴丫丫，出生医学证明上记载母亲为阿美，未记载父亲信息。
2020年2月26日，因双方发生矛盾，阿美将丫丫抱走，不让小提见孩子。
2020年5月9日，小提向厦门湖里区法院申请对与丫丫进行亲子鉴定，但遭到阿美的拒绝。
之后，小提以阿美系丫丫的代孕孕母为由将阿美告上了法院，要求判决丫丫归自己抚养。
9月，湖里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小提的诉讼请求，之后小提上诉，该案目前正在二审中。
【 短评 】
如同异性恋人群一样，同性恋者的伴侣也有爱恨合离，情迁意移。Ta们相爱，Ta们争吵，Ta们自私，Ta们说谎。撇去了对性少数人群不切实际浪漫幻想后的Ta们，才是尘世间的真实个体。同志亦凡人。
我国现行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不允许代孕生殖，A卵B怀的做法并不能保障伴侣双方对婴孩享有同等亲子权利。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纠纷案于厦门宣判，相关的法律问题却没有完全澄清，同志群体对幸福的渴求仍在现实与法条的撕裂和夹缝中飘零。
对客观存在的生物血缘关系如何处理、卵母孕母的抚养探视权利如何分担，需要明确的标准。在另一起浙江舟山法院审理的同性伴侣抚养权纠纷中，还出现了国人于境外缔结的同性婚姻效力等问题，这些难题都被迫切地抛给了立法和司法机构，期待他们做出决策、给出适切的回答。
方洋洋案
关键词：农村女性、家庭暴力、生育、残疾人权益
方洋洋出嫁当天的视频截图 网图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的方洋洋，2016年经媒人介绍，嫁到了距娘家几公里远的禹城市张庄镇张庄村张丙家。
方洋洋出生于1997年，是家中的独女。她的母亲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长大后的方洋洋也在智力方面表现出了轻度的发育迟缓。婚后，方洋洋一直没有怀孕，逐渐遭致丈夫张丙及公婆的不满，开始对她进行虐待和殴打。
据张丙之母后来回忆，为了迎娶方洋洋，家中耗尽家产，“不能怀孕这个事让全家都很气愤”。
2017年底，张丙向方洋洋父亲提出了归还13万彩礼的要求。被方父拒绝后，虐待更严重了，饿肚子、关禁闭、用木棍抽打身体、冬天在屋外罚站、不让接触亲人，种种折磨之下奄奄一息的方洋洋终于在2019年1月31日，一次被钝器击伤后失去了生命，时年22岁。由于极度的营养不良，死亡时，方洋洋出嫁时160斤的体重仅剩了60多斤。
2020年1月22日，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方洋洋的丈夫、公婆虐待罪，分处二到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丈夫张丙更适用了缓期执行。这一判决迅速引发量刑过轻的争议，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之后于2月19日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重审。
关注者们在社交网络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呼吁禹城法院公正审判”联署，并在11月27日案件重新开庭前将联署书递送至了禹城市人民法院，案件至今仍未有重审开庭的报道和宣判。
【 短评 】
关注方洋洋案的众多评论中，一则“被嫌弃的方洋洋的一生”在众多沉痛悲悼中显得轻如鸿毛却切合真实。方洋洋的身上，承载了太多当下社会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农村、贫困、不孕、残疾。为了延续香火迎娶了精神障碍“婆娘”的“老光棍”，最终也没能抱得麟儿，于是卖女儿、讨彩礼成了方父弥补这桩“赔钱买卖”的自然选择。
不知婚礼上露出灿烂笑容的方洋洋是否想过，方父收到的13万彩礼，就是她作为人的“价值”？但她肯定没有想到的是，即将面对的是，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成为张家人眼中浪费粮食的累赘，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遭遇。
面对方洋洋案，我们需要发问的是，当地法院究竟是基于怎样的理由，将三个导致年轻体健的方洋洋死亡的施暴者轻纵？难道司法机构也接受将媳妇当做婆家私产的吃人伦常，也忽略智力障碍者的生命价值而将其视为家庭的“生育机器”？
还需发问的是，在今天，一个贫困而残疾的农村女子，是否仍然只能以生育能力为对价来换取活命的馒头？
一个方洋洋背后，还有多少个方洋洋的健康乃至生命的权利，因为极度匮乏的残疾人社会资源而被肆意践踏？
跨儿扭转治疗事件
关键词：跨性别、家庭暴力
可橙在QQ群里发出的求助信息 网图
“我被三个自称警察的人带走了！”2020年11月29日，在QQ群里留下求助消息后，可橙消失了。
生于山东潍坊，曾经夺得亚洲机器人锦标赛全能挑战赛项目冠军，还拿到过全国青少年信息学联赛一等奖的可橙，在做了18年的男孩后，2020年的夏天，决定要做一名女孩。
Ta开始服用雌性激素类药品，不久后便被家长发现，爆发了激烈的家庭冲突。一度离家出走，可橙写下了“报警委托书”交给好友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其“24小时没有与外界发生联系”时代为报案。
之后，可能被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消息突然出现，可橙被没收手机，再被家长送入了劣迹斑斑的济南宏开网瘾学校。
志愿者组成了“可橙救援小组”四处奔走、救援，均无所获。宏开学校对志愿者称，可橙确实被父母送来过，但也被父母接走了。
来自可橙母亲图片则显示，可橙正在一个装有摄像头的房间内用餐盘吃饭，身后有身着校服的学生，身旁还有一位身穿迷彩的男子。
志愿者们曾与济南、潍坊两地的警方联系，反映可橙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但均被警方以家务事为由，拒绝了进一步处理的要求。至今，可橙仍处于失联状态。
【 短评 】
这本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案件，可橙是一位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拥有清楚的意识和自由行动的意向，人身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但这又是一个极度复杂的案件，因为教育“叛逆”且拥有“变态”想法的孩子是“天经地义”，外人无权置喙。
可橙救援小组的志愿者们也曾希望淡化跨性别在可橙事件中的角色，仅就成年人被限制行动要求处理，但权力机关仍未拿出应有的作为。对跨性别的误解和对家务事的迷思，已经完全遮蔽了执法者对人身自由和法定职责的理解和履行。
无独有偶，12月初，同样来自山东的一位成年跨性别女生也被家长从其所在的上海寄宿学校带出，要求进行精神病治疗。在志愿者们的救援中，派出所的民警也给出了家务事不予处理的回答。
今天，跨性别群体仍然面临着社会大众的歧视，甚至一些性少数人士也对跨儿多有微词，生存处境挤破不堪。当Ta们遭到伤害时，公部门不能以尚无法律授权、不能予以专门照顾作为理由，因为即便在现有法规之下，执法者也有足够的空间和权限，做到对公民最起码的保护。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
关键词：米兔、职场性骚扰、性别羞辱、女性团结
庭审结束后走出法院的弦子 网图
2018年7月26日，弦子通过@麦烧同学在微博发文，指控朱军在四年前曾在化妆室对其做出猥亵行为。后期的媒体采访中，弦子表示，自己2014年在《艺术人生》栏目实习期间，在化妆间单独采访朱军时，被朱军说她像自己的太太，并遭其隔着衣服猥亵。弦子说，自己在事发第二天报过警，但警方不予立案，且要求弦子考虑朱军的“正面影响力”，还派遣了警员到武汉通知弦子的家人。
被派出所警告规劝后，案件不了了之，但此后弦子和朋友麦烧还是多次遭遇了不同方面的施压，甚至陌生电话威胁。
2018年8月，朱军方面发表声明称有关信息为谣言，并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要求弦子及麦烧承担“名誉侵权责任”，赔偿65.5万元。
2018年10月，弦子在北京海淀法院起诉朱军人格侵权获受理。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出台后，弦子于2019年向法院提交申请，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于海淀法院开庭，庭审从午后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接近十二点时，弦子走出法庭，向坚守在法院门外声援打气的朋友们叙述了当天的情形：虽然原被告双方均要求进行公开审理，但法院仍未允许；庭审流程还未全部完成，为争取再次开庭的机会，弦子方在最后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要求另选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目前该案仍无审理结果。
【 短评 】
随着“下胯”“号脉”等一系列朱军在公开场合对不同女性实施骚扰视频的曝出，朱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人设继续崩塌。
不知从何而来的网络声浪，以私信、评论和公开造谣的各种形式，不断对弦子进行外貌羞辱、荡妇羞辱、还有最直接和恶毒的咒骂。
甚至有人将性骚扰话题、将弦子和朋友们的合法维权抗争，联系到境外势力、颜色革命上去，好似解决掉一个弦子，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就能获得保证，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就能立即实现。
与试图让女性噤声形成对照的，是丹棱街外持续到午夜的坚守，支持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甚至还有从南方专程来京的性侵受害者的父亲。
“谁是弦子的朋友？”
“我们都是弦子的朋友！”
醒来的女性在12月2日的那个夜晚有了这个共同的名字。她们互相看见，聚成了寒冬中最温暖的画面。
对于2020这一性别议题走过波澜壮阔的年份来说，仅用十个事件完全不能概括性别平权事业中经历的曲折和做出的努力。
上海单身妈妈生育保险案突出的非婚生育权问题，南京女大学生遇害案出现的约会暴力问题，杭州女子被造谣出轨事件反映的荡妇羞辱问题，京东售恐同教科书案中体现的性教育问题，深圳入职性侵案暗含的同性恋被污名问题，还有杭州杀妻碎尸案中“化粪池警告”提醒的性别暴力被娱乐化消解问题，想要达到性友好、零歧视的理想，前路仍然漫漫。
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有着性别暴力经历的幸存者们说出痛苦，越来越多的大众开始接触和理解性别议题。
在何谦“知晓我姓名”和弦子“向历史要答案”的呼号下，性羞耻不再成为受害者们寻求正义的障碍，女性话题不再是“婆婆妈妈”的同义词，女性、LGBTQ和性别多元的所有认同者们，正在一步一步拿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解释权、身体权乃至发展权，用主体性的姿态成为撕开男性霸权暗夜的灿烂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