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76天》一开场，观众仿佛一下回到了武汉封城后，疫情危机的正中心：一名穿戴著防护服的护士在尽全力奔跑。她想见父亲最后一面却不能。看着父亲的遗体被抬出病房，她的同事试图安抚她，不让她失控。激烈的开场过去，一切又慢慢向上走：一对因隔离无法相见的老年夫妇，在护士的帮助下用视频关心对方；一对因母亲感染而见不到新生儿的夫妻，最终与孩子相聚；来自各地的医护人员们在防护服上写下怀念的美食，承诺疫情结束，互相请客。
一位患有老年痴呆、口音浓重的老渔民反复出现在镜头前。从入院开始，他花样百出：无休止地试图逃跑，不带口罩在走廊徘徊，不时将行李收拾好打算出院。不睡觉的晚上，他去拆马桶盖子，还要抱走病友的床头柜。当病痛来袭，医护人员给他宽容和照顾，电话那头的儿子，则让他要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老人痛苦哭道，“这关共产党员什么事？”出院那天，医护们为他送行，问他回家第一件事想干什么？“抱重孙子！”老渔夫笑着说，但随即想起，痴呆的自己，总是家人的“麻烦”。
无法再留下只言片语的是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们。镜头里，护士长把逝者的遗物——通常只有一张身份证、一只手机和一根充电线——仔细消毒，再一一打电话通知家属。没有旁白，《76天》一个半小时的推进，全凭患者、医生、家属之间的情感纽带。
2020年9月，《76天》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12月初在北美发行，作为最早上映的关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题材的影片之一，收获相当多好评；2021年1月下旬，影片还将登陆英国、爱尔兰和新加坡。虽暂未有在大陆上映的计划，却已获得不少中国网友关注。
距离武汉封城的76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聚焦了全世界关注的武汉，依然有太多没有被看到、被讲述、被反思的记忆。纪录片的镜头，留下珍贵档案，他们在为武汉人、为仍深陷疫情的世界记住了些什么吗？这些影像记录，又是否能帮助人们彼此理解、修复创伤呢？
制作：一场远距离的疗愈
《76天》有三位联合导演，其中负责剪辑和发行的吴皓，从未踏足武汉。
2020年2月初，吴皓打算拍一部关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纪录片，“我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1月，他曾为了探望做完癌症手术的父母回到上海，那里无人的街道和网友对政府信息不透明的气愤，犹如科幻电影般，给了他强烈的记忆。吴皓是一名美国华人纪录片导演，出生在四川，后来留学、移民美国，在互联网行业打拼多年，最后入行纪录片行业。
当时的疫情中心是刚刚封城了的武汉。在进入武汉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后，吴皓转而寻找在武汉的拍摄者合作，期间认识了《76天》的两位联合导演：《时尚先生》的记者陈玮曦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他们当时分别在四间武汉医院进行拍摄。
陈玮曦不算机构派驻，去武汉一心想做报导，觉得不去，“对不起职业生涯”，自2月初进入武汉，被四家医院拒绝后，终于和一支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同时进入一间医院。匿名者则是武汉一间国营媒体的摄影记者，完成摄影工作的同时也在拍摄视频。
初次看他们的素材，吴皓觉得“很有震撼力，能感受到一线的惶恐。”镜头里，一扇铁门堵住了等待入院的病人，连轴未歇的医生们无法让病人们一齐涌入，只能拦著门，一个一个安排入院。
一开始，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吴皓与两位现场合作者的协作，最初也是非正式的。拍摄者们将素材传到云盘，人在纽约的吴皓下载浏览。双方偶尔线上讨论，哪几个人物可能更有意思，要多拍一些，但也没有签订使用素材的法律授权。这个过程中，素材的局限、疫情的变化、以及吴皓自己的生活，决定了导演们最终选择关注人而非调查性内容。
“当时我们也拍了一些所谓的‘whistleblowers’（吹哨人），都是国内外媒体采访过很多次的，”吴皓说 ，“但是就觉得还是要讲出点新东西。”他也曾尝试添加一些新闻评论，但行不通。“素材里人性化的东西拍得很好，我最开始自己试着剪，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当我试着把一些新闻评论加进去，反而觉得不伦不类。”
“我发现，加任何东西，反而是侵蚀，反而让好的东西变得非常普通。”
影片中的恐慌、绝望、孤独提醒著吴皓疫情的现实，但同时也让他意识到，在这样规模的危机中，有很多人物和情感的细节，不能丢掉。
在阅读不少有关流行病的书籍后中，吴皓的一些想法变得清晰。无论黑死病、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偏见和无知在不断重复。“第一，历史上，当有这种全球性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找替罪羊，这是人的天性；第二，不管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突发事件，大家都会应对不及。”
批评太容易，他觉得自己应该“去讲以人为主的，关于人性的问题”。
3月初，吴皓的外公因癌症去世，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一个月。到了中下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用“中国病毒”大作文章，中美外交摩擦一度白热化，两名大陆导演担心政治风险，一度中止与吴皓合作。此后，由于疫情热点转向全球，原本曾有一家美国影视网络计划与吴皓合作，此时也决定撤出。
彼时，纽约疫情愈演愈烈，政客的无能也在暴露，吴皓感觉在美国“重温了一遍武汉的故事”，“只是第二次更让人惊讶，因为美国本应该有最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卓越的政治制度。”他随后前往亚特兰大与家人团聚，在亲戚家的地下室自我隔离时，他开始系统地梳理两名联合导演拍到的素材，“感觉一个人的情感释放了。”
“剪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窝了很多情绪。当我被那些故事感动的时候，像一个therapy。”
一个击中他内心的例子是护士田定远。一个场景里，田定远给一位病患喂药，老人连吞咽和说话都困难，但一直紧握着田定远的手不放。“你不让我走啊，”田定远低声说， “你的亲人不在，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希望的渴望，仿佛把吴皓带入了其中。他想起帮患癌的外公找病床，但恰逢疫情，一床难求。他人在纽约，只能托武汉的志愿者找到成都的志愿者，辗转联系医院。“看到医护人员那么主动地跟一个孤独的老人握手，很小的一个细节，我特别感动。”
最后的影片中，医院里有混乱和紧张，但镜头中仍然保留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以及因此传递出的一丝希望。“关于这次疫情也好，还是疫情中的人也好，就觉得它完全在表达我的情感。”300多个小时的素材，粗剪版本出炉只花了大约两个半月，他把成果展示给两名联合导演，对方被他和他的故事打动，也终于同意授权他使用素材。
“吴皓有一种魅力，他能很容易赢得别人得信任。事实上他也是个比较纯粹，比较单纯的人。”说这话时，《76天》已经在北美上映，并获得各界认可，而此时，陈玮曦和吴皓都还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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