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光头白须的老人穿著火红的无袖背心,独个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辩方席间没有律师。

“法官阁下,我系故意侮辱国旗嘅,我唔认罪。”古思尧用他粗糙的声音说,患了第四期肠癌和肝癌的他经过电疗后,头上已几乎没有头发,体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满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两侧。当主任裁判官询问需要多少天审讯时,古思尧说:“根据我坐监十次、八次经验,呢类型案件好快审完,我都唔想浪费证人、律师时间。”庭内律师们偷笑起来。

因去年七月声援黎智英等人时倒转举起涂满示威字眼的国旗,古思尧昨(28 日)被判“侮辱国旗罪”罪名成立,酌情减刑一个月后,判监四个月,即时入狱。古闻言大喊“结束一党专政,打倒共产党”,旁听人士随即和应“撑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尧表示,狱中的治疗不会比医院逊色,并称“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复”。

古思尧去年中患癌,接受电疗后,精神不算好。尽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来休息,但即使在“保钓行动”黄金时代已过、身体不再年轻、泛民路线不再受年轻人支持的今日,每当问他可会后悔投身社运时,阿古总是坚定地否认:“抗争系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争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会留在香港。”

作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运的抗争者,现年 71 岁的古思尧从左派热血青年,到与日本妹拍拖的风骚民族舞老师,再成为了今天癌症末期还被判入册的白发老人,到底抗争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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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尧独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来源:立场新闻

从保钓勇士到奇怪反共伯伯

上庭前三日,阿古独自坐在荔枝角工厂大厦凌乱的家中,天花板的两盏灯都烧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黄光小灯前用放大镜读报,家中电视机正播放著共产党政治历史歌舞片《东方红》 ,画面中的劳动人民整齐划一地做出耕田舞步,为共产主义而欢笑高歌。

“我对共产党虽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系值得欣赏嘅。”阿古解释。

古思尧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钓鱼台行动委员总部。原为“保钓”物资负责人的他当时搬到总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经保钓运动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争运动,不论权贵、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纷纷捐钱赞助保钓运动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更于 1996 年于钓鱼台海域跳海示威后遇溺身亡,激发新一波保钓风潮,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就是在同年成立。
2012 年,古思尧乘“启丰二号”钓鱼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厅登上钓鱼台,及后被日本当局拘捕。当时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都出手,向日方紧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确保 14 位中国公民安全并立即无条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终在两日后决定释放及强制遣返登岛人士。

古思尧等人“凯旋回归”,在机场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纷纷上前献花及戴花环。他在直播期间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开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该片段不足一周便有 30 万点击率。问起他知不知自己最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么,他笑笑,解释指自己平时不说粗口,但当时有个他讨厌很久的人站在后面,才借机发泄一下。“其实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认。
现在近 200 呎的房间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细心地过了胶的剪报、街站道具及钓鱼船模型。

“有纪念价值,唔舍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说。

时至今日,对许多年轻一辈而言,古思尧可能就是一个社运常见的奇怪反共伯伯。访问期间,记者也遇上不少难分真与假的时刻,例如古思尧不时说中国国安联络他,叫他代国安向传媒发通知;又指自己多年来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饮尿;上庭当日,更有一封装满法轮功剪报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尧,法官无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备份,再转交给阿古,引起庭内律师们再次偷笑。

古思尧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坚持高呼反共口号、倒转国旗并故意向记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时又摸不著头脑。

花在《毛语录》的青春

由 2020 年 8 月开始,《立场》记者三次访问古思尧。12 月那次访问不久后,“启丰二号”因没有资金维修,正式宣布即将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后一次走上已严重生锈的“启丰二号”,笑笑地指著船上的这张床、那间房,回忆十年前的风光日子。

去年 7 月,他因声援黎智英烧国旗被控“侮辱国旗罪”,9 月底他再因被指 2019 年 10 月 5 日参与“非法集结”而跟黄之锋一同被捕。总是炫耀将会第十次坐监的他,上庭前数日又制作大字报骂中共,好像执意要犯一犯新出炉的《国安法》一样。他常对记者说,“抗争必然要坐监,要有冲击力、爆炸力、震撼力!”

这样反共的阿古,50 多年前却是个左派干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尧,于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师,后来父亲被批斗为右派份子遭枪毙,母亲于是把子女一个一个送到居于澳门的亲戚家里。自小在左派学校读书的阿古,升中时成为了造船学徒,因而加入了工联会的造船工会。工会要求成员上“政治学习班”,他至今仍记得政治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国际形势…”阿古念念有词地数著。

阿古加入工会第二年就参加工会选举,成功当选为宣传干事。于是,一般年轻人都在青春时谈恋爱,他却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装,胸口挂上毛泽东襟章及红围巾,手中拿著《毛语录》,逐家逐户找工友和市民宣传共产党。
年轻时血气方刚,不时批斗其他工会成员是“台湾特务”、“阶级敌人”,古思尧之后也积极参与左派的“123 行动”,因反对澳葡、港英政府而冲击市政厅。时为 1966 年。“当时除咗造船,其余所有时间都系去参与左派活动。我哋会成日去南京、毛泽东故乡观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觉得中国共产党一定系最伟大、最无私,系人类希望,所以跟党走系冇错嘅。好想做一个要求自己跟足共产党要求嘅人,𠮶时日子都系咁过㗎啦。”

即使长大后知道亲生父亲被共产党枪毙,古思尧对党的信心也丝亳不动摇,“只觉得佢系死有余辜。”

年轻忠心的阿古本来前途无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联会书记选举中,他却发现工会原来一早内定人选,于是便与领导层发生冲突。自此,工联会就在澳门排挤他,所有船厂都不请他工作,古思尧决定离开成长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属香港寻找出路。

他自言,虽然发现香港不似共产党说的那么差,船厂更不似澳门的一样用人唯亲,空气更自由,机会更多,但他从头到尾也只觉得香港是个“赚钱的好地方”。阿古缓缓地数出一堆豪华邮轮名字,数著船上的不同游戏和设施,数著大洋船环游世界经过的国家 — 也说著他以往从未想像过、70 年代的香港资本主义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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