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于文革期间语言简单枯燥的反叛,朦胧诗以意向丰富的语言表达,开启了以文学质疑政治的新时代。诗歌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中国流派众多,‘非非主义’、‘他们’派、‘撒娇’派……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试图从语言本体上进行表达的革命。”

这段话摘自我在2014年的一场演讲。我相信很多中国作家,包括我描述的当事人,都不愿意认同我的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文革”之后繁盛一时的文学成就,是文学远离政治的结果。

美国青年桂冠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的诗歌朗诵,让我再次想起来在中国曾经被反复争论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这场就职典礼上的一大亮点,戈尔曼的表演也成为中国媒体的重头报道。她朗诵的诗《我们攀登的山》(The Hill We Climb)被多人翻译。她当天的衣着和首饰的品牌也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她诗歌的内容,更没有论及她的政治主张。这也正是文学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处境:仅供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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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诗人戈尔曼(Amanda Gorman)

两种诡辩话术

一定要谈论的话,大概会有两种论调容易传播。第一种,是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演讲中的观点。他说,传说中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走过去,歌德则退到路边,摘下帽子恭敬肃立。莫言认为,像贝多芬那样傲视权力并不困难,像歌德那样屈从权贵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大概会认为,戈尔曼在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跟自己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段一样,都是忍辱负重,尊重世俗。

第二种论调,要由胡锡进来说:不同国家的作家都可以歌颂各自的领袖,赞扬各自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美国作家比中国作家更加落落大方。

这种抽空内容、只谈形式的诡辩术,胡锡进用得十分娴熟,但是并非他的原创。大约二十年前,清华大学知名媒体教授李希光就很“学术”地用调查数据证明:对于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记者更多肯定,而中国记者更多批评;对于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美国记者更多尊敬,中国记者更多嘲讽……总之,美国记者爱国,中国记者要反思。整个调查报告中不会说穿的事实是:美国记者更喜欢民主制度,中国记者也更喜欢民主制度。

艺术皆是政治

年轻的诗人戈尔曼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的作品和社会活动聚焦于女权主义、种族平等、边缘人群和非裔移民的权利等问题。

她对媒体说,跟以往一样,这次登台朗诵诗歌之前,她要反复默念三句话“咒语”:“我是那些黑人作家的女儿。他们是自由战士的后裔, 他们打破枷锁,改变了世界。他们在召唤我。”

在同样说到这个“咒语”的一次TED演讲中,她说,艺术皆是政治(All art is political)。“诗人们都有一个巨大潜能, 能将个人信仰和群众、人口、政体和政治运动的 变化因素联系起来。”

这些话大概会让很多中国作家回想起“文革”的噩梦。他们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是没有了文艺。但是,作家和艺术家们没有想过的是,当时其实也没有了政治——只有专制者对权力的玩弄。因此,他们选择了文学远离政治,而不是文学拯救政治。

如此反思“文革”,本身就来自“文革”之后新的权力操控。其中最成功的“杰作”,就是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主导之下的"反思",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把结果当作原因。其中包括个人崇拜、政治运动、红卫兵、大字报、上纲上线,也包括政治干预文学。

不幸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包括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内的西方权威学者的认同。在中国社会,它一直得到普通的肯定。

回到《我们攀登的山》。人们更多看到戈尔曼在诗中呼吁美国人团结,“见证一个国家,它没有破碎,只是尚未完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给出的完成的方式,也就是“成为美国人不仅意味着我们传承了自豪,更意味着我们踏入历史,如何去修复过往”(It’s because being American is more than a pride we inherit. It’s the past we step into and how we repair it.)

这不仅是对美国人的提醒,也值得中国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