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于文革期间语言简单枯燥的反叛，朦胧诗以意向丰富的语言表达，开启了以文学质疑政治的新时代。诗歌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中国流派众多，‘非非主义’、‘他们’派、‘撒娇’派……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试图从语言本体上进行表达的革命。”
这段话摘自我在2014年的一场演讲。我相信很多中国作家，包括我描述的当事人，都不愿意认同我的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文革”之后繁盛一时的文学成就，是文学远离政治的结果。
美国青年桂冠诗人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的诗歌朗诵，让我再次想起来在中国曾经被反复争论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这场就职典礼上的一大亮点，戈尔曼的表演也成为中国媒体的重头报道。她朗诵的诗《我们攀登的山》（The Hill We Climb）被多人翻译。她当天的衣着和首饰的品牌也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她诗歌的内容，更没有论及她的政治主张。这也正是文学在当下中国的政治处境：仅供装饰。
两种诡辩话术
一定要谈论的话，大概会有两种论调容易传播。第一种，是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演讲中的观点。他说，传说中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走过去，歌德则退到路边，摘下帽子恭敬肃立。莫言认为，像贝多芬那样傲视权力并不困难，像歌德那样屈从权贵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大概会认为，戈尔曼在总统就职典礼朗诵诗歌，跟自己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段一样，都是忍辱负重，尊重世俗。
第二种论调，要由胡锡进来说：不同国家的作家都可以歌颂各自的领袖，赞扬各自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美国作家比中国作家更加落落大方。
这种抽空内容、只谈形式的诡辩术，胡锡进用得十分娴熟，但是并非他的原创。大约二十年前，清华大学知名媒体教授李希光就很“学术”地用调查数据证明：对于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记者更多肯定，而中国记者更多批评；对于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美国记者更多尊敬，中国记者更多嘲讽……总之，美国记者爱国，中国记者要反思。整个调查报告中不会说穿的事实是：美国记者更喜欢民主制度，中国记者也更喜欢民主制度。
艺术皆是政治
年轻的诗人戈尔曼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的作品和社会活动聚焦于女权主义、种族平等、边缘人群和非裔移民的权利等问题。
她对媒体说，跟以往一样，这次登台朗诵诗歌之前，她要反复默念三句话“咒语”：“我是那些黑人作家的女儿。他们是自由战士的后裔， 他们打破枷锁，改变了世界。他们在召唤我。”
在同样说到这个“咒语”的一次TED演讲中，她说，艺术皆是政治（All art is political）。“诗人们都有一个巨大潜能， 能将个人信仰和群众、人口、政体和政治运动的 变化因素联系起来。”
这些话大概会让很多中国作家回想起“文革”的噩梦。他们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是没有了文艺。但是，作家和艺术家们没有想过的是，当时其实也没有了政治——只有专制者对权力的玩弄。因此，他们选择了文学远离政治，而不是文学拯救政治。
如此反思“文革”，本身就来自“文革”之后新的权力操控。其中最成功的“杰作”，就是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主导之下的"反思"，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把结果当作原因。其中包括个人崇拜、政治运动、红卫兵、大字报、上纲上线，也包括政治干预文学。
不幸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包括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内的西方权威学者的认同。在中国社会，它一直得到普通的肯定。
回到《我们攀登的山》。人们更多看到戈尔曼在诗中呼吁美国人团结，“见证一个国家，它没有破碎，只是尚未完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给出的完成的方式，也就是“成为美国人不仅意味着我们传承了自豪，更意味着我们踏入历史，如何去修复过往”（It’s because being American is more than a pride we inherit. It’s the past we step into and how we repair it.）
这不仅是对美国人的提醒，也值得中国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