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长假可能是近年来最没有年味的一个新年。
虽然欢庆的气氛似乎暂时冲淡了对疫情的忧虑，但它还是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团圆”的过年传统；与此同时，那些好不容易久别重逢的亲人们相聚时，也发现了彼此之间更多的隔阂，要使一大家子人和睦团聚，变得比以往更难了。
未来或许会证明，新冠成了中国社会年味变淡的一个分水岭。
01新冠的冲击
数字极其直观地显示出了今年春运返乡规模的断崖式下跌：据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28日至2月11日，**全国春运总体迁徙规模大幅下降，较去年下降50%**。黑龙江、北京、吉林、河北、天津、上海、重庆、浙江、辽宁、江苏等十个省份降幅排名前十，均超过55%。
这其中，华北、东北的六省市可归结为“硬核防疫”较严格，长三角的江浙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也出台了很多激励留守的措施，而重庆则是劳动力输出最多的省市之一。
虽然新冠疫情在去年初就爆发了，但最初局限于武汉和湖北省内，武汉封城时也已经是除夕前一天（1月23日）了，而春运从1月10日就开始了。正因此，去年春节长假虽然中国人在家里紧盯着疫情形势，但事实上对家人团聚的冲击却并不大。2020年春运前两周，百度迁徙规模指数甚至还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6%。
真正的冲击，到今年才显露出来。如今不仅对疫情的防控已是全国各省市总动员，重要性、警惕性也远超过一年前，各地早早地就推出“就地过年”的种种措施，未雨绸缪。当然，很多家庭为以防万一，也都尽量减少了人群集聚、走动，一切“等疫情过后再说”。春运规模暴跌一半，也可说是情理之中。
这也不仅在中国如此，韩国去年就曾出现过。根据韩国社会习俗，中秋节是“团圆节”，必须要回老家祭祖、和家人团聚，其重视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春节。刚好时值韩国第二轮疫情爆发，为防大量人员流动加剧疫情，韩国政府呼吁取消返乡行程，改为远程视频、在线祭拜。最终，中秋节期间韩国出行人数比上一年同期锐减30%。
中秋祭祖、团聚，对韩国社会而言原本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很多年轻人即便心里不愿意，也必须回家对着老人陪笑脸；但疫情却给了他们再好不过的理由，尤其是很多做媳妇的，顿感轻松，不用再回去伺候公婆、听他们教训，她们都偷着乐**，对此真是求之不得**。
这样的心态，大概很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很多年轻人本来就视归途为畏途，既要陪笑脸见亲人、又要送礼发红包，还要被打探各种自己不愿意被问及的隐私，现在刚好有了现成的理由。
今年全国多地公开倡议“非必要不返乡”，网上流传很多硬核标语，诸如“带病回家，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苏多赚四五千”、“没有攀比，没有纠结，唯有留守，逃过此劫”——原本被赞颂的“团圆”，转瞬之间仿佛一无是处，甚至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
然而，一个权宜性的临时措施，往往可能对社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长远后果。就像当年计划生育为了提倡“少生优生”，也把多孩家庭污名化为愚昧无知的“超生游击队”，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之后，再想让人们生二胎，那可就难了。
一旦用力过猛，有时甚至想扭转都扭转不过来了。不夸张地说，如果再来几次“就地过年”，大家很可能就养成新习惯，都不回去了——因为人们会发现，“不回去也挺好的”，至少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这不仅仅只是对“新年气氛”的影响，还会冲击中国家庭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甚至是经济生活。因为所谓“年味”是一种总体上的“感觉”，它既包含着中国人对节俗的理解、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中国人对“过日子”和“团圆”内涵的追求，而由此伴随而来的送礼、团圆饭等等，当然会极大地刺激、拉升节日消费。
团聚既然大减，往年的火爆景象自然也就难以再现。一些地方虽然已经是低风险了，但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之后，小区出入都难，遑论逛街，人们也都窝在家里求平安。外出打工者返乡串门、餐饮火爆客满的情形已成过往，如今不少行业仍限制开业，饭店不许堂食，只留下萧条冷清的街市。
对此，老百姓仿佛也都习惯了，乐观地想着“忍到疫情彻底结束那一天，一切就都好了”——但更有可能的是，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们的生活模式也变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样了。
02难以面对的亲情
那些回乡的人，也发现了新变化：即便亲友团聚，彼此也往往都习惯了戴口罩。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是一个隐喻，折射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口罩既是彼此隔离的象征，又像是一个面具，隐藏起脸部的真实表情。
这原本也早不是新鲜事了。1991年上映的电影《过年》中，就体现出这一点：在个人主义兴起之后，“过年”已从团圆时刻变成了矛盾爆发点，久别重逢的亲人其实已经是“陌生的熟人”，血缘和亲情的纽带虽然还把人捆绑在一起，但已经无法阻止人际关系渐行渐远。虽然从全片的基调看，中国人对于离心倾向的个体解放还是隐含着道德批评和不情愿，但如今三十年过去，年轻的一代无疑比那时更不愿为表面的和谐而委曲求全了。
在大家庭里，很难躲开这些人际之间的纠缠，亲戚又不像朋友，往往缺乏平等意识和边界感，特别是遇上大家长气息浓厚的长辈，一年难得见一次面，却见面就问你赚了多少钱、有没有对象、又或什么时候生孩子。
与父母之间的对话就更少不了这样令人难以消受的关心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你好”，还因为亲人之间尤其难以划清边界——你觉得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是你自己的事，但父母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事，只要你这些人生任务一天没完成，他们的心就一天悬着。
以前说“年关难过”，多指还清积欠的旧债，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年关”之所以难过，则是因为必须硬着头皮接受家庭的拷问。即便在外面为保和气可以不深谈，但一家人关起门来聊到最后，往往不欢而散，甚至爆发激烈冲突、被逐出家门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虽然引爆争吵的导火索各有不同，但最终都是因为结构性的家庭权力：你想要“别管我”的权利，但在长辈看来，那恰恰是他们认为不能不管、甚至该好好管管的；至于你说“平等尊重”，在他们眼里，那不就是顶嘴冒犯？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长辈其实比小辈更焦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那些大龄还不婚不育的小辈时的困惑：“你们怎么都不着急的？我比你还急！”
有些人这样经历了几次之后，早已不胜其烦，“在地过年”这样说来倒也好处不少，落得清静。另一些个性激烈的，则认为反正已经不可沟通，遇到不识相的亲友“教你做人”，不妨猛烈反击过去，一拍两散。
说实话，很多不常见面的亲友看似是打探隐私，但其实也是因为一年到头都难得见几次面，对你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好像也就只能没话找话问问“有对象了吗”之类看起来亲切中又讨人嫌的问题。只不过如果遇到个性强的刺头、或者人家别有隐痛，那这种原本指望打开冷场的玩笑可能反倒让彼此更为尴尬。
这意味着，在离多聚少之后，原本以“亲情”为纽带的共同体其实已经瓦解，彼此再难有共同语言，以至于竟不知彼此开口能谈些什么。由于中国社会历来讲究身份资历，长辈问话好像总要显得“关怀”下小辈的生活，要是谈谈文学艺术，在这种场合仿佛也不免有点说不出的奇怪。
其结果，为了避免冲突，很多人都学会了阳奉阴违，只是在场面上应付过去，亲情的聚会完全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应酬——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年“很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又不得不应付。
如果说以前乡土社会有着熟人之间天然的温情，那么现在，恐怕除了需要体会不同人处境与感受的共情能力之外，还尤其需要人与人对话、共处的技巧。问题在于，这在很多家庭里都是一个盲点：很多人不会这些，又或觉得和亲人相处不需要什么技巧。
然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都有七情六欲，尊重他的所思所想、接纳程度，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话、彼此接纳，无论是长辈对晚辈还是晚辈对长辈，才是真正化解矛盾之道。
当然，这本身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已有了一定的距离感，但中国社会发展至今，要维持一成不变的年俗文化，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了。按当下的情形继续发展下去，“团圆”势必变得越来越有名无实，只有在共情理解的基础上，辅之以可控的流动，才能使人们能够、也愿意回乡，并为“年味”注入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