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公民社会与女权行动者为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努力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该决定废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
收容教育，是一项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行政强制措施。只要经过执法部门裁定，即可不经过法律程序审判就将收教人拘役六个月到两年时间不等。收容教育制度并不属于任何一部法律，被认为和我国《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违背，甚至不符合宪法精神。由于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管理监督机制缺乏等原因，导致该制度的应用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权力寻租空间过大等很多问题，饱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质疑。
自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后，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在中国实施了近三十年的“法外之刑”，受到它侵害最深的群体无疑是性工作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是由美国NGO亚洲促进会发表的报告，其中一些性工作者证词十分令人震撼，这些控诉包括但不限于：强行脱衣取证、暴力取证、言语侮辱、索贿受贿交换释放和减期、强迫劳动、生活用品和食物高收费、限制如厕、通信和会见、强行检查和治疗性病。
“四个警察把我带到一个有床的房间，他们把我按到床上，拿一个这么长的电棍，电我的手背、脖子、大腿、腋下。那个疼痛没法忍受就像针扎一样，我疼得喊救命，他们就把我的嘴堵住，不让我喊出声……他们拿着电棍，电棍咔咔地响，都快贴到我脸上了。我怕极了刚才那种疼，也怕把我的脸电坏了，就承认了。”
“警察开始审问我的时候就说，我老板已经找人了，让我赶紧承认，录完口供交完钱就能放人。当天晚上他说要15000元就能把我放了，但是老板当时没找到那么多的钱。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警察就说要3万了。老板找我的老乡和几个姐妹借了4万5，给了警察3万，另外1.5万是给帮忙找人的中间人的好处费。”
“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发工资。开始收教员说谁（劳动）第一名就能提前一个月放出来，我就拼命剪啊。我剪了第一名，就去问她，就知道我被骗了。她说肯定不能提前一个月放我，但能提前6天。他们到底是怎么算这个减的天数的，我也不清楚。”
“每天上厕所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早上6点半-7点，中午1点半，晚上5点半，其他的时间要是想上厕所要请示，也要看组织的心情，她心情好就让上，心情不好就让憋着。晚上也不让大便，因为厕所在外面，房间到晚上都锁上了，里面只放了两个小盆可以小便。我后来得了膀胱炎。”
在报告发表时，亚洲促进会的执行主任莫逍（Charmain Mohamed）说："性工作者面临着广泛的歧视和污名，使得这个制度鲜为人知，没有引起公愤，也没有真正的申诉途径。收容教育是一项惩罚性的措施，对这些改善这些女性的教育或者健康没有任何助益。"
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7月，亚洲促进会和两个伙伴机构在中国北方采访了30名性工作者和一名执法人员。被访者声称遭受来自警察的暴力，包括使用暴力迫使她们认罪。警察还向不希望被收容的性工作者索取高额的贿赂，这给性工作者及其家庭带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在收容教育制度被废止当天，女权主义自媒体回声发表文章《收容教育终于废止！这些人的努力我们不能忘记》梳理了一个时间线，呈现了公民社会以及体制内外的义士为此付出的数年努力。而其中，以民间女权机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为依托的年轻女权主义者们的行动尤为亮眼。
2014年4月初，“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曾发起信息公开，要求各级有关部门公布收容教育实施的相关信息。在这次行动中，该机构的工作者共寄出320份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涉及31省市区政府和公安厅，以及国务院和公安部。
得到的回复并不令人满意，320份申请中仅有58份获得了实质性内容的答复。且大多数回复了的部门拒绝公开辖区内收教人数，理由是“警务工作秘密”、“内部管理信息”。随后，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工作者决定起诉广东省公安厅，这被称为全国问责收容教育信息公开第一案。2014年10月23日，此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法院宣判原告败诉，支持被告广东省公安厅对收容教育信息保密。
原告直言“一场不到两个小时的庭审，休庭半小时就可以做出判决，这只能让我觉得这是一场秘密审判。”
2014年5月15日，著名男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后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该事件在微博上引发了社会对于收容教育制度的激烈讨论，此议题因此普及到了公共领域。然而，作为性工作者的女方仍然承受了大量的污名。制度和文化不成比例地施加给女性的压迫，使得性工作者的议题也成为了一个女权议题。
收容教育，是一个法制议题、人权议题，更是一个妇女权利/女权主义议题。最浅显的理由是，性工作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职业，绝大多数的从业者是女性，而收容教育主要针对性工作者，即受害者主要为女性。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在福建省、江苏一些地区和山东济南等地方收容教育仅针对女性。
性工作高度性别化，并非因为女性比较好逸恶劳或者男性的性需求比较多构成市场，没有证据显示男性性欲比女性旺盛。这一现象或更多来自两方面的交叉影响：一是底层女性阶层流动、上升空间匮乏，底层女性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很少，却往往被加以帮哥哥娶媳妇供弟弟上学的重担，要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她们可做的选择不多，对熟悉性产业者的访谈也证实，性工作者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多孩家庭的女性；二是男性被社会明许默许的性特权，当男性性欲被作为男子气概鼓励，而女性性欲则被作为压抑和讪笑的对象，所谓“需求”差异就应运而生了。
也就是说，性工作的高度性别化本身是社会性别不平等结构的结果，每一名女性都在这个结构中被摩擦向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性工作者是作出了特定选择的一群。因此反对对性工作者的侵害也是反对性别不平等的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国家和社会在没有对性别不平等作出有力回应的同时，却热衷于对这部分女性进行再次打击。”
2015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前夕，女声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旗下媒体）的工作人员打印了超过6千页资料，封装了526封信，全部寄给女性人大代表，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在相应的过程中，学者、律师、社会各界人士与数位政协委员也多次向人大提出废除此制度的建议，社会共识已经达成。
2. “性工作合法化”抗争第一人叶海燕
在改变体制的努力之外，提到为性工作者发声、提供支持的最有影响力的民间行动者，非叶海燕莫属。和一些认为“性交易是对女性的剥削因此不应合法化”女权主义者不同，与“小姐”、“陪酒女”、“按摩女”有着共同经验和情感连接的叶海燕是坚定的“性工作合法化”的倡导者。早在2005年，叶海燕便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她还开设“女权网”和一条“红尘热线”，用于接听“小姐”们的倾诉和求助。
端传媒的两篇文章《叶海燕：从“小姐”走向“妇女党主席”》（上、下），描写了这个出身底层的女权主义者惊世骇俗的生命历程，以及她对性工作超前的理念与实践——这都来自于她切身体会到的性工作者的苦难，和对安全、尊重等基本人权的需求。
在南宁找工作时，叶海燕借住在几个“小姐”的合租房中，“小姐”们也愿意带她去她们工作的高档 KTV 里玩，由此，叶海燕第一次目睹了“小姐”被打的事件：“是一对男女朋友，男朋友为了气他的女朋友，就去叫小姐进来陪他，然后那个小姐一坐在他旁边，那个女朋友就去打小姐，小姐不服气就还手，那个男的看到要打他女朋友，就把那个小姐一耳光扇在沙发上，她血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小姐赶紧去救她，不然她就被掐死在那个沙发上了。
叶海燕回忆那一晚，更震撼的还在后面，“我陪她们一起去医院路上，那个小姐哭得好伤心，她告诉我们，那个派来办案的警察就是她男朋友，昨天还在一起温存，今天看她被打了也像不认识一样。她说，‘他妈的，我对她那么好，把留给儿子的钱都可以给他用，他居然还把打我的人放走了。’她对人家动真心，”叶海燕接着说，“这个哭完了之后，另外一个又哭起来了，又讲：‘我还不是他妈的，我男朋友……’你不幸，我比你还不幸，就是这样，哭成一片。”说起那一幕，叶海燕仍觉犹然在目，那让她真正感受到“小姐”们的命运悲凉。
第二天，才学会上网没多久的叶海燕就发出来给中国知名性学专家李银河的公开信，呼吁关注性工作者权利——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叶海燕对学者们的系列呼吁的开始。
女权网用户“网络妓女瑶瑶”遭到嫖客杀害的事让叶海燕深受刺激，更加拼命投入在为性工作者发声的事业里，也让她接触到更多的国际资源，熟悉了NGO的运作。她特意提到，来自香港的老牌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的负责人严月莲对她的启发：
“性工作是工作”，来自于一次全球性学会议上，香港老牌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的负责人严月莲问她：你愿意去做“小姐”吗？叶海燕当场蒙了，她回答“不愿意”，理由是性工作在中国并不是“好的工作”，伴随着屈辱和危险。然而严月莲步步紧逼，认为叶海燕骨子里看不起性工作，“那你怎么去做性工作者的维权？”
叶海燕承认在这之前她的想法是要“解救”性工作者，但这次“压力对话”引发了她的反思：“我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去学习做 NGO 的姿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去帮助别人、当救世主，而是自己也获得成长。”
叶海燕说，“我经历过几个性工作者，我确实也没有能力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她现在认为，如果社会一时解决不了底层妇女面临的生活压力和不平等，更应该尊重性工作者的选择，尽量让她们避免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性工作是一种工作，也应该受到保护。“很多变化都是从2009年开始的”，叶海燕至今在表达中都注意使用“我们性工作者姐妹”的称呼，“我不想把自己跟她们区分开。”
相比大陆的民间活动，一些香港民间组织明显走在性工作维权运动的前列，也在那个相对开放的时代给大陆公民社会带来了影响。“紫藤”揭示了公权力的剥削才是性工作罪化后的最可怕后果：
2005年香港性工作者李婉仪跳楼自杀，原因是她多次被警察凌辱，夺走嫖资、免费索用性服务，又被控恐吓勒索、袭警及偷窃等罪名，李不堪受辱、为证清白不惜一死（据其遗嘱及亲友作证）。这是我认为的2005年香港奇冤，至今李婉仪家人和关注香港性工作者权益的团体“紫藤”多次上诉和陈情，但警方尚未公布内部调查结果。
据“紫藤”网站提供的数据，就在李婉仪自杀前一年间，从2004年到2005年9月，紫藤收到性工作者对香港警察滥权的投诉包括：48起免费嫖，32起要求手淫，16起要求口交等性交……这实际就等于是恃权强奸。举这个例子是想要说明，在警权相对较受制约和监督的香港尚且如此，内地未暴露的性工作者权益被侵犯的案例如何？大家可以想象。
2012年年初，叶海燕卧底“十元店”事件把她再次带进了舆论风暴的中心。
因一次偶然机会听说工作室对面就是“十元店”，里面工作的“小姐”都不戴套，叶海燕萌生了去“卧底”的想法。真正进店时，她其实“有点懵”，叶海燕一边在微博发出“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性服务”的直播贴，一边带上录音设备，好在遇到警察扫黄时证明自己并未出价，但到了店里才发现，最需要的纸巾和安全套忘了带。“我进去前还想，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做。”叶海燕坦言，她拒绝了最开始的好几个客人，才克服了心理障碍“营业”，“在里面完全不做很奇怪，遇到比较年轻干净的就做了第一个。”
而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也让叶海燕有了跟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不一样的观察。他深谙中国社会对于性工作者的双重标准：
回顾我们的艰难，我深深明白，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对性工作者的歧视与排斥，不仅仅是个性道德问题，还有富有者对贫困者、强者对弱者、主流对少数群体那种无法自拔的控制欲望与踩踏欲望。
我想在目前中国的制度下，去追求合法化甚至非罪化希望都是非常渺茫的，我觉得我要追求的是在法律面前的公正，大家站在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下。既然“十元店”不能存在，那“天上人间”也不能存在。政府利用性工作、性产业活跃当地经济，同时又污名和打压性工作者，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你能看到社会对性产业的需求，却看不到性工作者对这份工作的需求？
3. 海外中国性工作者的危险处境
但显然，收容教育制度被废除还远远不够，性工作者依然是非法的，且一直作为中国周期性的扫黄打非行动的目标，难以有安宁之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性工作者进入了他国的性交易市场，遭遇的也将是更危险、复杂的困境。
在一篇描写身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的文章里，那些站在街头揽客的中年女性长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不会法语、没有身份的她们更加受制于嫖客和警察的暴力与剥削，也难以为自己维权。
阿英说起了法国媒体一笔带过的四月惨案。那是在巴黎十区，一位55岁的中国性工作者在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后死亡。警察破门而入时，死者赤身裸体满身是血，屋内还有一位来不及逃走的五十来岁北非移民，这位手上身上沾满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
“你害怕吗?”
“怎么会不害怕。前几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半边脸都被打肿了。”
“报警了吗? ”
“她也没有纸张（合法居留的意思），怎么敢去报警 ?”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在西非，中国性工作者遭遇了当地性工作者的敌视和攻击，里面也混入了对外来种族的仇恨。
研究者发现，当地性行业的从业者们发展出一套把 “生意” 与更高层面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策略以打击中国竞争者们。比如，她们将当地中国性行业的发展称为 “对国家的性侵略”，并把本地性服务人员与种族、宗教等观念加以联结，称为 “纯洁的性”，而将中国人提供的性服务称为 “虚假的” 或 “污秽的、垃圾的” 服务。而且，为了抗衡中国竞争者们，当地原本互相排斥、有冲突的不同区域或种族的性行业群体也开始结合起来。
除了意识形态和语言上的针对，当地的性工作者们还采取的更切实的手段，声称要打一场 “性战争”。比如，不少群体将原本开放的商业区域 （以性行业为主） 赋予种族或者宗教含义，禁止其他性行业人士 （主要是中国的） 进入。还有一些性服务团体划定自己的 “领地”，并且自发组成巡逻队，暴力驱赶领地内的中国性工作者，不允许她们接触 “客源”。还有一些更激烈的，则是会团队式地袭击中国人开的按摩院、宾馆旅店等，殴打从业人员并掠夺财物。当地性行业从业者与中国 “外来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加深。
2017年11月底，住在纽约法拉盛的华裔按摩女宋杨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从四楼的窗户跳下或不慎摔落，于次日不治身亡。
2016年夏天，宋扬与法拉盛律师陈明利开始进行频繁的微信对话，最初主要是关于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他反复告诉她，这个过程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她还是担心被捕的历史会妨碍她的绿卡申请。
“我心里压力很大很急，”她用中文写道。
渐渐地，他们的对话开始反映出她身处40路境地的更为阴暗的现实，她的微信里加了许多哭泣表情符。（以下引言均为微信原文——编注）
“陈律师早上好，”她在2016年10月中旬写道。“我今天被警察用枪指着我的头强迫我为他口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