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越、陈倩儿

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前两天，给熊景明发了一封电邮。“听说中心要被关闭了，不知我过几天写信给中大，有否作用？应该写给谁？”

傅高义所指的“中心”，是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半山腰、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助理主任。此前数天，她刚收到风声——中心将被重组，甚至完全关闭。消息来得突然，之前中大从来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咨询。

1963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一群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近60年来，中心屹立中西的夹缝地带，在中大保持独立运作。它藏书超过12万册，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内部参考》、学者宋永毅带头整理的文革资料库、逾400部中国纪录片、中国各省的地方志…… 所有这些资料，都面向公众开放，任何市民只需简单登记，即可阅览中心馆藏。学者们称它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在傅高义眼中，“没有中心，就没有当代中国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虑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国时间凌晨2点，而傅高义刚做了一个手术，熊景明简单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听，该联络中大何人。

位于中大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是两人最后的联系。香港时间2020年12月21日，傅高义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一家医院去世。4天之后，中大向媒体发信，正式宣布“重组”中心。起初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把中心馆藏交给大学图书馆管理并数码化，而学术交流活动交由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到了12月底的记者会上， 经记者多番追问，校方承认，18个月的重组后，中心不再存续。

然而，据端传媒多方了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发信予中心各职员，强调自1月1日始，所有职员已被分派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图书馆辖下，所有馆藏已为大学图书馆所有。所谓18个月重组期，子虚乌有。

风雨数十载，熊景明没有想过，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仓促。自校方公布决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学者发起联署，望中大三思，后又有过百名中西学者联署，对决定表达失望，促请中大重新考虑决定。78岁的熊景明亦奔走联络，查询中大决定的原因，最终没有任何回音，亦没有挽回的希望。“这个（决定）没有说服力，自然会引来很多遐想。”熊景明叹。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对端传媒表示，校方于12月召开会议，突然通知他这个决定，开会后一小时，他已愤而递交辞职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过程中，我有份参与监督或组织工作，对我来说是绝对不正直的行为。所以，我决定退出。”李磊说。

从中国、从西方来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处于六七暴动，街头混乱，交通停滞。美国学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赶来香港，下了飞机才发现没有车坐，辛苦辗转才抵达当时位于九龙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机构没有招牌，只在门前泊一架小面包车，上头写有“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当时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硕士，是傅高义的学生，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找到中国人做访谈，而来到香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仍处于冷战格局，专研中国的美国学界分为两派，领头人物一边是较为同情国民党的华盛顿大学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边是对共产党抱持开放态度的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当年，美国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两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转而尝试在香港设立独立的学术机构。

63年，William Marvel 致电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请他成立中心，并担任第一代主任。此后，各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批批来中心落脚，寻找从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做访谈。他们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后的大家，如潘鸣啸（Michel Bonnin）、傅高义，亦有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学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义曾说，6、70年代，西方大学有关中国的课堂内容，核心几乎全部来自中心。

后来赴美国读书、成为戴慧思学生的香港学者陈健民对端传媒介绍，当时中心聚集了许多傅高义的学生，有别于主要依据历史资料做研究的傅高义，这些学生开始寻求实证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陈村》一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当时，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几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访问从番禺陈村逃来香港的人为基础，撰写了《陈村》一书，以丰富的故事，还原陈村的社会变迁与政治秩序。后来，这批学者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戴慧思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的荣休教授，陈佩华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副教授，安戈则是同校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学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从昆明抵港不久，就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广告，邀请有中国农村经验的人到中心做访谈。想著可以说出“中国实际情况”，她很快前往。

她生于云南昆明，原是当地澄江中学的英文老师。文革时期，因有亲人在美国，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被遣往军垦农场。经历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华侨身份离开中国，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前来香港。

访谈期间，当时在中心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美国教授Jean Oi，决定邀请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当时有10多个职员和研究助理，气氛自由无拘。

当时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华峰（化名）对端传媒回忆，当时许多来自大陆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这里脸红耳赤地吵架，在中心“争吵”的时光，教会了他许多。

华峰生于香港，1948年，未满1岁的他被左派父亲带往中国，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挨过二十多年，1974年终于逃回香港。回港后他与一群朋友创立了一个读书会，“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华侨也好，让他们知道到底中国是什么。”

起初，他们在新亚书院聚会。后来有人提议，大学服务中心好像不错，有些外国人在找人访问。华峰先与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风，推门一进去，迎面几个外国人，开口却是普通话，“正好就在找我们（这些从中国过来的人）”。

每隔三两天，读书会就去中心开会，和外国学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职员要价4元，来客6元，“总之比外面餐厅便宜”。这个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的习惯，后来成为中心学术午餐会的传统。

华峰回忆，当时不少来自西方、不曾进入中国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颇具吸引力。华峰亲历文革，就爱与中心的左派者争论。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争吵过程中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很多。”后来，华峰更成为中心一名法国学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时代很快转向。

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竹幕大开，西方研究者得偿所愿，纷纷涌入中国，中心顿时失去了特殊的价值，访问学者越来越少。不同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也开始重新考虑中心的价值，中心再难申请资助。时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筹得的经费，有一半都要用对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经费有否著落。

转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学甚至曾派人过来中心丈量房子。在与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的洽商中，中大的秘书长、中国研究文化所所长陈方正、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关信基和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显出极大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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